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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英】洋车夫之子说起杨小楼

2019-05-19  关注: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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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谈起往事,简直有点让人难以置信:当年我在天津工作,妻子在北京工作,夫妻竟然分居三十三年之久。但在“文革”前的较正常年月,每隔一个星期、半个月还是能够见上一面的。
我们的新房,就在北京西城一个大杂院的东南角上,二十多平米的一幢小房分隔成两户,一户是我家,另一户是费大哥家。我们结婚前的几年,费大哥的父母还在。老太太极慈祥,拿我年轻的未婚妻当孙女待,总是关怀备至。我未婚妻也总是“奶奶,奶奶”的孝敬着。可惜没几年老夫妇俩相继去世,只遗下孤苦伶仃的多病的费大哥支撑着门户。
费大哥原来也有稳定的工作,在市中苏友协机关做勤杂工;后来因为查出肺结核病而不得不退回家养息。但每月还有二十六元五角的病休费,在五十年代,这点钱一个人也能勉强度日,只是他还有一个“嗜好”——抽烟抽得比较厉害,尽管只能抽些如“一支笔”“大婴孩”牌的廉价烟,却也要分出一些花费,所以每月都紧紧巴巴的,到了冬天,日子就更显艰难。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相识了。长话简说吧,我俩一见如故,我与这位年长我二十岁的邻居大哥一见如故,非常谈得来,他平时对我真诚相待,在后来我“文革”中落难时,他更是为我殚精竭虑,患难与共,一句话,是一位十分仗义的哥们长者。我对他当时也是真情相助,悯其孤,感其诚而相与以义,那时我每月都有些稿费,每次回京探家时,都要“掖”给他一些零用钱,十元八元是偶而的,三元五元是经常的。他不拒绝,但不消说,是心存感激的。
如上所述,我们俩无话不谈。后来的“大事”不说,单说一桩“小事儿”。有一次,我在他家聊起共同爱好的京戏,聊起当年的名角余叔岩、郝寿臣、李多奎、杨小楼等等,尤其一提起杨小楼来,他格外来神儿,话匣子就打开了……原来,他父亲当年给杨小楼老板拉过洋车,而且是“包月”。每天从杨的家宅到戏园子基本是一个往返风雨不误。我记忆中他所讲的以下几点是印象最深刻的:一是杨小楼的家世,他原籍是安徽怀宁人,他父亲叫杨月楼,也是名角;儿子的名声就更响了,在北京梨园界武生行里堪称翘楚。他最拿手的戏如《挑滑车》《长坂坡》等都很叫座;与梅兰芳合演的《霸王别姬》更是珠联璧合,道地是旦角与花脸戏的绝配。杨小楼与其他武生的不同点还在于是“武戏文唱”,唱做兼擅,英武中又不乏典雅。凡是他演拿手戏的时候,每年都给费大哥的父亲几次“赠票”,使这位洋车夫大饱眼福,所以“熏”得这位洋车夫也成了杨派内行,另一点是杨小楼老板很少摆谱。有一次费大哥的父亲对他说了句:“我这一辈子天定就是伺候人的”。杨老板马上说:“你以为我不是?其实我也是伺候人的”。有一年伏天特热,有一次当拉到杨家门口不远处,车夫汗流浃背,都快晕倒了。杨老板马上叫停,下车给了车夫一把零钱,叫他到旁边冷食店买冰糕吃。车夫接了钱,却不舍得买冰糕,犹犹豫豫想拿着钱去买棒子面。杨老板看出他的心思,一直盯着他,非叫他去买冰糕不可,车夫只好依从。这也是他一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吃冰糕。后来,费大哥的父亲得了哮喘病,可为了一家生活还是坚持拉车。杨老板见此情景便对他说:“我不忍辞退你换别人,但你必须去治病。”他给了车夫一些份外的钱,叫他到绒线胡同名医施今墨那里去看病,准能见效。车夫怕人家不接治,杨老板又说:“你就说杨小楼叫你来请施大夫看病,他不会不给你看的!”果然,车夫去找了施大夫,先后开了两次药方,连吃一、二十副药,有了明显好转,民国二十七年,杨小楼病重去世,出殡时,车夫记他恩情,前去送殡,却被不知是警察还是帮忙的势力小鬼强行赶走,说什么:“臭拉车的,也来凑啥热闹”,气得费大哥的父亲多年后还耿耿于怀:“那些狗子们!”
如今,费大哥已离世半个世纪,但他那地道的京味话音还在。他当时转述的是他父亲的经历,我仿佛觉得也是在说的他自己。


作者简介:石英,人民日报社文艺部原副主任、高级编审,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等。石英先生从事文学创作40余年,出版文学作品70余部、1500余万字,著有传记文学《吉鸿昌》,长篇小说《文明地狱》《同在蓝天下》,专著《怎样写好散文》等,荣获“冰心散文奖”等多项国家级文学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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