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中秋，男，多年从事语文教学工作，兼教历史。出生于京剧世家，一向喜爱文史，同时喜欢写作。于二0一四年加入深圳市作家协会。近年，也在某些刊物上发表作品，如2016年刊登在深圳福田区庆祝中国共产党九十五周年专刊《一轮红日照东方》上发表散文《重访上陈铺》。参加征文大赛也多次获奖，如小说《假如一只蚊子成了精》在深圳市福田区作协主办的杂志《莲花山》2016年第十期上发表并获得三等奖,在深圳福田区第五届《“千里路·万卷书·文明人”征文》大赛中获得优秀奖，诗歌《我们的三沙》于2018年获得中国首届郦道元山水文学征文比赛一等奖，童话《龙猫成材记》于2019年获得首届魅力中华文学书画大赛铜奖，散文《鄂州西山好风光》2020年10月获第二届郦道元山水文学征文比赛一等奖。书评《历史小说应该尊重史实》于2020年4月在紫薇杯首届全国书评征文大赛中荣获最佳优秀奖，2021年散文《偏僻山乡的沧桑巨变》入选深圳社会组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诗歌朗诵会作品集，同年在全国首届《书蕴杯》诗词歌赋网络评选大赛中获新星诗人奖。
作品赏析：
长篇小说节选
《闹天宫》传奇
（一位京剧角儿的成长史）
十四
以后一段时间，社会上传来的消息越来越恐怖，说中央揪出来一个反党集团，有四个人，是彭真，北京市委书记呀；罗瑞卿，解放军总参谋长啊，管中央军委的大印，可以调兵遣将；陆定一，管文化的；杨尚昆，在毛主席身边安窃听器啊，他想干什么？我当时怎么也想不明白，彭真五一那天还主持天安门广场的几十万人的集会，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反派人物了？还听说，有人竟然搞二月兵变，对毛主席的行踪加以监视，想发动叛乱。林彪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喝茶，吓得把茶杯都掉到地上了——中央的阶级斗争竟然这么激烈！形势变化真是太快了！
七月底，剧团的全体学员去郊区生产队劳动，说是双抢。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词儿，不知道这个词儿的意思，后来听带队的布施仁解释，才知道“双抢”是抢收早稻、抢种晚稻。我们这次去有点晚了，抢收早稻已经过了，抢种晚稻才开始不久。显然，这次去就是插秧。本以为要干半个月的，哪知道，只干了五天，就接到通知，全体学员立即回去，说情况有大的变化。等回到剧团，才听说毛主席发话了，批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的，不是好现象，要撤销工作组，让群众自己搞文化大革命。我一听，觉得满新奇的。转念一想，这样也好，我可以管事了，就可以更有把握地保护师父啦。
第二天，工作组周组长召集全体演员、学员大会，传达了邓小平、周恩来、刘少奇在首都大专院校和中学红卫兵集会上的讲话，邓小平解释了撤销文化革命工作组的原因、周恩来讲了由革命学生自己搞文化大革命的理由和注意事项，刘少奇讲了要保护少数的原则。周组长讲完后，布施仁提出，工作组和党支部经过缜密研究，要求大家选举剧团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强调要选举工农出身的学员担任剧团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成员，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举工农子弟，以此保证剧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由无产阶级掌控。然后，分小组讨论候选人名单。人人知道，分小组讨论候选人名单只是走过场，该选谁该不选谁，工作组和党支部已经内定好了，因为刚刚分开各小组，布施仁就把候选人名单送过来了。大家一看，都觉得那还讨论什么，举手通过算了。于是，不到一个小时，周组长宣布剧团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名单：组长郑晓龙，副组长朱珊玉，其他成员全是工农子弟。我想，这些年来，无论什么选举，都是这样的，名单早已定好了，老百姓只是负责举举手而已。我也没把这次选举当回事。过了几天，工作组果然撤走了，郑晓龙组织全体演员、学员欢送。
到了八月份，形势变化得更快更大，令人瞠目结舌。党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了一个文件，叫《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凌峰后来告诉我，他们同学个个兴奋得不得了，说:“这下好了，再知道文化大革命怎么搞了。”这个文件有十六个项目，后来简称“十六条”。
过了七八天，北京召开百万人集会，毛主席接见北京的红卫兵和其他革命学生。最让人吃惊的是，党中央的人事有非常大的变动，刘少奇由第二位跌到了第六位，而原来第六位的林彪升为第二位。我当时不知道这个变动的意义，还以为是刘少奇让贤哩。
过了一两天，从报上得知，北京集会结束的当天晚上，北京红卫兵全体出动，上街破四旧，把一些商店、一些建筑的名字改了：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道，其他的大街或者商铺，要么冠以“反帝”、“援越”这样的名号。我想这样改也好，充满了革命气息。可是后来变了，开始抓人游街了，要是仅仅游街也就算了，还一路打骂。这种做法登了报纸，是正面报道，等于肯定了这样的做法。很快的，这股风传到武汉来了。那会儿，天气正热，特别是中午，马路被晒得滚烫，穿胶底凉鞋都受不了。可是，那些被游街的所谓牛鬼蛇神被勒令光着脚走路，你说这怎么受得了。可是，那些所谓牛鬼蛇神只能含悲忍泪咬紧牙关忍常人所不能忍。
凌峰告诉我：他的班主任柳仰军因为说过一些被认为是反动的言论被学校领导和工作组盯住了，就组织一些人把班主任批斗了。
我问凌峰：“你们班主任说了哪些反动言论被批斗了？”凌峰说：“他的反动言论多了去了。我举几个例子。他说雷锋式的好战士王杰是彻底革命的，他身上每一个指甲都是革命的，进了棺材也是革命的。这样说多么不严肃？更要命的是，他说，我读毛主席著作能够倒背如流。我估计，他是在吹牛皮，是在向领导表示自己读毛主席著作读得好。雷锋、王杰他们不都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学得好吗？但是，别人不一定像他想的那样想啊。一位老师当众揭发，人家读毛主席著作都是顺着读，他说他能够倒着读，你要干什么，想从毛主席著作中读出反面的意思来吗？大家说，他恶不恶毒？这样一分析，旁边那些批判他的人都愤怒起来，纷纷要他低头认罪。他也吓得额头淌汗。在这个当口，他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后来，工作组主持了一次批判大会，批了他四个钟头。他低头哈腰四个钟头没敢伸直腰杆，真够他受的。这次破四旧，班上文革小组带领同学们把班主任押出去游街。凌峰后来说，幸亏班主任年纪不算大，又没有严重的疾病，没有倒卧在游街的路上，要不然呐，出了人命，我们一辈子也还不了这笔孽债啊！
平水市也有被拉出去游街的，但是跟武汉比，那就差远啦。可能地方小，相互认识的人挺多，不太好抓人游街。
爸爸跟我说:“别人游街我不管，不了解情况管个什么名堂呢？可是，你师父我了解，是大好人呐，你得注意了，别让人拉出去游街。你一个人力量小，你找几个师兄弟，先商量好，帮师父看家护院，一发现有人想动手，你们一定阻拦，就是动了拳脚也不管了。要闹就闹大算了。你有什么事，我会保护你的。于宗昆、胡桂林的事绝不能在你师父身上发生。你别怕，我豁出命去也做你的后盾。你记着，你要是在关键时刻认怂，你就别进我的家门。”
我得到爸爸的支持，胆气也壮了。
回团后，我找来小魁、云飞、志高，还有平时玩得好的师兄弟，大家一起商量保护师父的事情。有人问：“是不是只保护你师父啊？别人呢？”
我还没想到这一点，现在有人提出来了，是该正确解决一下。我说:“现在武汉游街成风，我担心有人会拉我师父出去游街。所以找你们来商量。既然有人提出那个问题，我觉得是该考虑。要保护就都得保护。大家看怎么办好。”云飞说，“尚泰说得不错，游街的只能是真正的敌人，把稍微有点问题的人拉出去游街，我认为不符合《十六条》的精神。”
我说：“云飞说得有道理，是真正的阶级敌人，拉出去游街可以。如果没有定性是阶级敌人，拉出去游街不符合《十六条》。”
有人问:“那我们剧团谁是阶级敌人呢？”我当然不想说我师父是阶级敌人，同时认为剧团里没有阶级敌人。小魁说:“师兄，你说那三位是不是呢？”
批《海瑞罢官》，知识分子就受到惊吓，后来看到这次批判局限于口诛笔伐，心里才稍微安定了些。没想到，批判“三家村”，火药味越来越浓，城乡各单位都在搞，还拍成纪录片到处放映，学校里每个星期只上四天课，每天上六节课，下午第三节课就是批判“三家村”的黒文章。学生已经没有心思上课做作业了，成天就是琢磨如何写批判稿。各地都在抓本地的三家村。武汉抓出来一个，那三个人是程云、武克仁和某资产阶级权威，这个“某资产阶级权威”就是武汉大学的校长李达。在武汉文艺界批判程云的大会上，武汉京剧团的导演于宗昆被点名上台陪斗。他心中不服，没几天就跳长江大桥死了。也就前后两三天，武汉汉剧团演员胡桂林跳汉水桥死了。消息传到平水市京剧团，众人莫不悲伤，既可怜别人，又担心自己，特别是有所谓政治问题的人，更是惶惶不可终日。我师娘非常担忧我师父的安全，曾经在外出去菜场买菜的路上站在一个角落哭，被一个票友看见给劝住了。
这位票友姓齐，女性，认识我。她找到了我，告诉我师娘的事，问我师父是不是出事了。我说师父没有出事。齐女士愤愤不平地说:“他一个唱戏的，又不是主要领导，想搞文艺黑线也搞不成呐，干嘛跟他过不去呢？有些人太坏了。”我向她表示感谢。等她走后，我把云飞、小魁、志高还有几个平时合得来的师兄弟找到后台，把师娘哭的事情告诉他们。云飞说：“剧团里不会有人要拉余老师游街吧？我就不会。余老师是共产党员，是副团长，拉他游街怎么行呢？”小魁说：“云飞，你认为拉余老师游街不对，可是有人不这么想。昨天，晓龙就问我，余老师算不算反动学术权威。我说，你该注意‘反动’这个词儿，余老师是共产党员，怎么会是反动学术权威呢？他说余老师是共产党员，那吴晗不也是共产党员吗，还是高干哩，北京市副市长啊，不是照样批判了吗。我说，吴晗写了《海瑞罢官》，挨批还说得过去，可余老师什么也没写呀。”我一听就急了，心想好你个郑晓龙啊，你个王八蛋，敢打我师父的主意，休想！我说：“吴晗是大学生，写过书，可我师父连写个批判稿还要找我帮忙哩，他能算个哪门子权威呢？就是要他当权威，他也不够格啊!”云飞也说：“他妈的，这个郑晓龙真不是个玩意儿!”
我说：“游街的必定是真正的阶级敌人。我师父肯定不会是阶级敌人吧？那些角儿肯定也不是。至于那三个老右派嘛，没有发现他们有现行问题，何况又摘了帽，也不能把他们当阶级敌人看待吧？”小魁、云飞他们迟疑了一下，也赞同我的说法。
我们几个正议论着哩，晓龙来找我们，说：“武汉破四旧，搞得热火朝天，轰轰烈烈。布书记找我谈话，告诉我，北京把各文化界的权威人物都集中在文联大院跪着挨批斗，烧传统戏的行头。声势可大啦！他要我们跟上啊。我想也是的，应该跟上去。找你们几位师兄商量商量，该怎么跟上去。”我听他的话音，是准备抓人游街。我想，这回可是节骨眼儿到了，不能让他们害师父。我说：“小师弟，你是怎么想的呢？告诉我们，我们讨论一下。”晓龙说:“我想呢，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可布书记一直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应该整他吧。反动学术权威嘛，余盛昆算不算，我一时下不了结论。剧团里那几个老右派嘛，听说早已经摘了帽子，不过现在有‘摘帽右派’这个说法，意思很明白，仍然可以把他们当右派看。你们看怎么办。”
我想：你个小混蛋，保护布施仁，准备打我师父的主意，办不到。我说：“报上说，文艺黑线专了我们的政，文艺黑线是通过剧团领导来执行的吧，他布施仁能推卸责任吗？反动学术权威，得有反动两个字，你凭良心讲，我师父反动吗？要说我师父反动，恐怕剧团里就没有不反动的了，洪洞县里没好人了。那几个右派的情况，我不太清楚，听大家的意见。”小魁说:“我同意尚泰的意见，布书记走社会主义道路，余老师根本算不上反动权威，连批判稿都不会写，算哪门子权威？至于那几个老右派，他们有没有现行问题呢？有就可以整一整，要是没有，怎么整呢？”晓龙说：“布书记说了，找不着现行问题，就翻历史旧账。他们这号人，是砧板上的肉，想怎么剁就怎么剁，想什么时候剁就什么时候剁。我觉得就按布书记说的办吧。”
我想，只要能保护师父就行，别人就顾不过来了，所以同意晓龙的意见，拉他们去游街。
可是云飞提了个问题，大家伙又乱了。他说:“是把他们三个都拉出去呢，还是只拉一个？”这下真不好办了。都拉出去，那个场面就大多了，拉一个出去那问题不大。我谈了自己的看法。大多数人也是这个看法。
晓龙说:“布书记说呢，那三个老右派是砧板上的肉，想怎么剁就怎么剁，肯定不会错的，退一万步讲，就算搞错了也没关系，整摘帽右派上面是不会追究的。按我的本心想呢，把他们三个一起拉出去游街，不会犯错误的。不过，尚泰师兄说得有道理，场面太大，不好组织，拉一个出去算了。”
我当时只想着保护师父，对那些老右派嘛，觉得也不该拉他们出去游街，他们自从摘帽以后，一直谨小慎微，见人就低眉顺眼，即使对我们这些后生晚辈也是毕恭毕敬的，拉他们游街真的于心不忍，可是那会儿全国各地游街成风，打骂所谓牛鬼蛇神成风，也只能委屈他们了。问题是拉哪一个呢？我提出：“现在天气这么热，得找一个身体好的，年老体衰的就放过吧，不然游死了人总不好吧？”他们都赞成我的意见，问题是拉哪一个呢？大家议论了半天，晓龙说：“布书记说过，那个宋崇兰最坏，当年提意见最多。既然这样，就拉他好了。”我听师父讲过，这宋崇兰是当家小生，文武两边抱，剧团里只有他一个人能演《白门楼》，唱念做打样样精通，路子正得很，就是年轻气盛，口无遮拦，帮助党整风说得太多，结果折进去了，万幸的是没有被划成极右坐牢，听说也是潘局长笔下超生，只是实在保不住，只得划了个普通右派。摘帽以后，布施仁始终不放过他，只把他当一般的演员用，去个朝官，甚至旗锣散报什么的。师父提出让他演出《白门楼》，可以多卖点钱，布施仁说，宁可一分钱不赚，也不许他这号人上台出风头，长了阶级敌人的志气，还批评师父眼睛只盯着钱，不注意政治。师父吓得回去连晚饭也吃不下去。现在准备要拉宋崇兰游街，我怎么保护他呢？无计可施。
大家决定明天上午拉宋崇兰游街，由晓龙主持，由我负责带队。大家都散去了。
我刚走出剧场，看见宋崇兰由外面回剧团宿舍。他冲我讨好式地笑笑，点头哈腰。我照样回了个礼，可是心里想，唉，宋叔啊，我保护不了你啊，只怪你运气差，领导盯着你啦。我平时见面就喊他“叔”，这是师父规定的。师父老说他运气差，要我别欺负他。如今晚儿，形势搁在那儿，我怎么办，我拗不过形势啊!我想，将来我要是有能力，一定保护你，这次你就认命吧。
我来到师父家里。师娘一见我就说:“这几天呐，我可吓死了，生怕有人找你师父的岔儿，拉你师父游街。你想啊，天气这么热，你师父那身子骨要是游街怎么受得了哇？不死也得剥层皮。他要是有个好歹，我可怎么活啊？”说着，就呜呜地哭起来了。看着师娘哭成这样，我心里好生难过，没想到现在的日子会过成这个样子，就赶忙说：“我来就是要告诉您和师父，不用担心了。刚才，晓龙出面找我们学员开了会。晓龙传达了布施仁的意图。”小昆说：“师兄，《十六条》上不是说，是群众解放自己吗？他布施仁怎么还在插手运动？他……”师父马上严厉地说:“小昆，不许胡咧咧!你知道什么？文件上是这么讲，你还当真啦!你没看见，每次运动都是组织上在领导和控制的，这次肯定也是一样。他布施仁特别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不出面，让晓龙出面。尚泰，你别惹晓龙。不是怕晓龙，是怕晓龙背后的那股势力。”我说：“师父，您放心。我没有惹晓龙，小魁、云飞、志高也没惹晓龙。不过，我提出来，您是共产党员，又不是黑线人物，怎么能拉您出去游街呢？晓龙也说可以拉那三个老右派去游街。我们大家决定了，明天上午拉宋崇兰出去。晓龙说了，布施仁最恨他。说实话，拉宋叔出去游街，我也不愿意，可眼下这形势，先把您和别的角儿保下来再说。唉，只怪宋叔运气不好。”师娘说:“你们学员是这么决定的啊，看来你师父可以逃过一劫了，只是老宋要倒霉喽，想想真可怜!”我说：“可不是。这是没办法的事儿。”
我告辞回家，把今天下午学员们开会的事儿跟爸爸说了。爸爸叹了口气，说:“人家摘帽都七年了，还是不放过人家。造孽啊!提了几条意见，就一辈子遭罪，这是个什么理哟!唉!”我说:“爸，不管怎么样，总算把师父保下来了。”我又说:“我曾祖父在清朝宫里当过差，你们单位没找您麻烦？”爸爸说:“你也不是不知道，我的发言稿、批判稿写得多好，你不是说我的发言像一个共产党员吗？平时我在单位从来不谈政治，人家谈，我只是打哈哈，也不插嘴，心里烦闷只找你焦叔，所以单位领导没怎么注意我。再说，你祖爷爷在宫里当差是几十年前的事儿啦，我没有现行的问题，就不会扯那么远的事儿。你焦叔在他们单位也是这样为人处世，没有仇人，所以他没有遇到麻烦。”
我笑了:“爸爸，要是用《地道战》里日本人的话，您和焦叔都是狡猾狡猾的。”爸爸笑了：“这也是被逼出来的啊。我当然知道这样做人太假，不地道，但是没法子。要太太平平过日子，只能玩虚的。不过，你看到了，我对你对你妈对你焦叔对你师父一家子可从来不玩儿虚的。”我说“那倒是的”。
吃了姆妈做的馄饨，我回到剧团。刚进宿舍，迎面看见小昆，见他神色慌张，问他怎么了，心想难道师父遇到麻烦啦？小昆说：“师兄，告诉你，宋叔自杀了。他喝了汽油，昏倒在地，是从他嘴里呼出来的气里带有汽油味儿才知道的。他房里桌子上有一张纸，上面写着几句话：在这个世道活得没意思，找爹妈去吧。阳间不容我，阴间总会收留我吧？”小昆停顿了一会儿，说：“师兄，他明天游街是谁告诉他的啊？”我听说宋叔自杀，大吃一惊，心想消息怎么传出去的呢？我问小昆，宋叔现在在哪儿？小昆说：“布施仁也赶来了，派几个人把宋叔送到医院抢救。布施仁看了纸条后说，抢救过来要开批判会，批他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他要是真正想革命就应该接受运动的考验嘛，自杀是在对抗运动，必须批判!”
我觉得布施仁太没有人情味儿了，又觉得宋叔好可怜。我琢磨不了是谁泄露了明天拉他游街的消息。甄小姐，这个泄露消息的人我直到文革结束后才知道。宋叔在文革期间一直绝口不提。我估计他是自觉惹不起那位，才一直不肯说。他过得太艰难了。
甄小姐，那会儿，不光像宋崇兰这样出了政治问题的人日子难过，连一些本人没有一点政治问题、只是家庭成分差的人日子也不好过。我那个小学同学凌峰告诉我，他读初中时，班上有两位同学，一男一女，各方面没有问题，尤其是学习成绩在班上常常是前三名，在年级至少也是前十，可就是因为家庭成分差，政审被批为“该生不宜升学”，因此没有考上高中，而学习成绩比他们差几个档次的人都被高中录取了。他们只能下农村或农场。这是何等没有理性没有人性的政策!可当时就这样，你怎么办？二十多年后，凌峰跟其中一位男同学见面了。那位男同学因为没有高中文化的底子，所以在改革开放初期没能考上大学，以后诸事不顺，显得十分颓废。凌峰感叹地说:“都是那该死的阶级路线害得呀，愣是把一个理工科方面的人才报废了啊!”我也感叹万分，觉得自己的运气还算好的。凌峰说，他还有个高中男同学下放农村，因为家庭成分不好，招工多次也轮不到他，万般无奈，搞了个病退回到武汉，心里一直非常压抑。好在文革后恢复高考，他读高中时数理化就不错，考上了武汉测绘大学，这才改变了命运。”我为他的这位同学的际遇感到高兴，他是这一类子女中运气最好的啊！凌峰还说“他这个同学非常感谢改革开放，感谢邓小平。”甄小姐，过去一段时间，极左思潮太泛滥太猖狂，害了多少人才啊！宋叔就是其中一个。唉!
你问那个女同学啊，告诉你，文革中混得也够惨的。凌峰说，那个女同学的爷爷跟国民党战犯黄维是同学，睡一个寝室，一个上铺，一个下铺，关系密切。1949年，解放军即将发动渡江战役，她爷爷听了中共武汉地下党的话，没有跟国民党部队跑，留了下来，不久回了农村老家。哪里料到，土改时被当地土改工作队枪毙了。这样一来，这位同学不光有地主成分，还有“杀关管”的名分，在强调阶级路线的年月了，她在政治上是绝对受歧视的。初中毕业后，没有单位招收她，加上当时政府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她只得去农村。她诚心诚意地改造自己，干活找又重又脏的活儿干，个子比较矮小，干活不让须眉，生产队的农民对她的评价很高。每次招工，尽管小队、大队、公社都推荐她，可是招工单位没一个愿意收她，理由只有一个——成分太差！那时，有一种说法：出生不由己，道路自选择。又说：讲成分，不唯成分，重在政治表现。说得挺好，在实践中就是不照着做。那时，大家都怕犯政治错误，总觉得招一个家庭成分不好的人万一出了问题那可承担不起责任。这个女同学常常流着眼泪给父母写信，她母亲看着沾满泪痕的信纸，往往嚎啕大哭。凌峰的那个男同学，父亲是国民党军官，但是个国民党起义军官。按政策，应该把他们当成革命军人看待。可是，不知为什么，即使是国民党起义军官仍然按《公安六条》处理。《公安六条》是文革初期由管全国公安工作的谢富治主持制定的，其中一条就是把国民党军队中连长以上的人作为专政对象。凌峰这个男同学的父亲军衔在连长以上，因此就折进去了。解放初期，中共中央号召国民党里的公职人员和潜伏特务向共产党政府投诚，说好只要交待清楚了自己的问题，政府以后绝不追究。本来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政策，可是从六十年代起，也不算数了，那些向政府坦白交待的国民党人员被认为是历史反革命，本人和家属都受到政治歧视。唉，自从六二年强调阶级斗争以后，不但出了一些坏政策，连以前的一些好政策也实际上被废除了。
你问宋叔后来怎么样了？他自杀以后，被人送到医院抢救，侥幸抢救过来了，但是身体非常虚弱，连走路都有点摇晃。晓龙奉布施仁之命，召开全体学员大会，讨论该不该拉宋叔游街。我很为难：宋叔刚刚被抢救过来，要是拉出去游街，怎么受得了呢？弄得不好，非死不可。可是，他不去游街，那么那两位老右派就得去一个。在我心里，觉得拉那一个都不好。可是又怕不拉老右派游街，学员们会不会把注意力转到师父和一些角儿身上来，到那时候可怎么办呢？所以，我没有发表意见。其他人议论半天，认为还是拉老右派去游街为好，有人说，打死老虎总错不了。问题是拉谁呢？那两位年纪都比宋叔还大，万一拉出去游街出了事儿怎么办？大家讨论来讨论去，没人愿意出头拍板。敢情都不想担担子。
正在这个时候，有个演员的小孩跑到台上来小声对晓龙说了什么。晓龙马上跑后台去了。我们在台下面面相觑，不知晓龙在抽什么风。小魁发牢骚似的说：“电影上面干革命好像满容易的，说几句话，手一挥，行动就开始了。怎么这会儿干革命这么麻烦？研究了半天也没研究出什么结果来。”说完，他打了个哈气，还唉了一声。这一来，大家就议论起来，先还谈革命，慢慢地，就扯起闲话来了。
晓龙来了，满脸不高兴的样子。我和一些学员很纳闷：这小子遇到什么了，这么难过？晓龙说：“刚才是布书记找我谈话，通知我，上面的态度变了，要我们注意。”我大声说：“态度怎么变了？”晓龙说：“布书记拿来一张报纸，说:上面登了一篇社论，题目是《红卫兵要向工农兵学习》。上面的内容是要坚决执行党的政策，要坚持文斗，反对武斗。布书记说，这是中央的新精神，就是不要再搞游街这一类行动了。我们剧团没搞，说明我们大家的政策水平高，非常注意执行党的政策。所以，拉人游街的事就不要再提了。”
听晓龙这么说，我心里高兴极了，觉得这篇社论发晚了，要是早几天发，好多人就可以免受游街之苦啦。但不管怎么说，师父、宋叔和那两个老右派总算躲过一劫了。这还是应该庆祝的。
晚上回家，我把下午晓龙召集我们开会和报上登了社论的事情跟爸爸说了。爸爸说:“这篇社论我看了，发晚啦!早发几天，多少人可以免受游街之苦哇!也不知道上面是怎么考虑的，今天才见报。我也闹不清为什么今天才见报。”我说:“您闹不清楚，我更糊涂。爸爸，我们去问问焦叔吧？”爸爸说:“这倒是的。应该请教一下他。”
我们来到焦叔家里。焦叔的爱人南淑秀老师表示热烈欢迎，给我们沏了茶，是茉莉花茶。我闻着清香，品着茶水，心里好舒服。
爸爸说明来意。焦叔点了点头，站起来把大门关了，才轻轻地说:“这个问题我想了一整天，刚刚想好了，说出来，我们共同切磋切磋。”爸爸说:“老焦啊，你今天怎么了，以往可不是这样啊!你还是像往常那样尽管说，我就愿意听你的话。”焦叔看了看我。爸爸明白了，说:“老焦哇，尚泰这孩子，你看着他长大，秉性你心里有数，不会坏事的。你不知道吧，这一段时间，他一直想办法保他师父哩，没有动摇过。你可以相信他。”焦叔这才开始说了：“这几天，报上发表了一些为破四旧辩护的大块文章，批判性地提到国外批评破四旧的言论，其中有一篇文章叫《红卫兵赞》，你看过吗？”爸爸说“看过了”。焦叔说:“那篇文章结尾的地方引用了梵蒂冈教皇的话，说红卫兵是破坏的象征。引他的话，说明国际上在反对破四旧。下面我说的话，你和尚泰千万不能说出去。”爸爸非常郑重地表示：“我非常看重我们之间的友谊。我以一个老朋友的名义担保，以我的人格担保，我绝不会外出乱说!”爸爸看了看我，我明白爸爸的意思，也严肃地说：“绝不外出乱说!”焦叔说:“我估计，破四旧在国际上不讨好，上面很为难，既不能马上禁止，又不能不禁止，所以拖到今天才发社论，要红卫兵停止行动。国际舆论太大了，上面不能不考虑啊！”
爸爸哦了一声，说:“老焦，你说得确实有道理。不过，有一点我不明白，如果上面考虑国际舆论，那以后文化大革命怎么搞下去呢？”
焦叔说:“上面怎么搞我吃不准，可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上面一定会想办法把文化大革命搞下去的。我们只能看一步走一步了。唉，皇廷深似海，宫帏秘事多。以后的事，不是我们能想到的，就是想到了也管不了哇!老孟啊，我们当老百姓的，只能走着瞧啦。”爸爸说：“这样活着也太累啦!”焦叔说:“累点总比挨斗强啊!”爸爸说：“看来，只能这样活着了。”焦叔说：“这么多年了，我们不就是这样活过来的吗？总算平平安安的，这已经算最好的了。”爸爸叹了口气，说：“也只能这样了，得过且过吧。”
十五
官方怎么安排文革的进行，焦叔吃不准，我更不知道。可是，社会上的一些小道消息倒是以非常迅速的速度在流行。凌峰告诉我:“听说毛主席每天接见学生，有八万人，我准备去北京，看有没有希望见到毛主席。”我问他有什么办法没有。他说：“办法不都是想出来的吗？听说，学生可以凭学生证到火车站弄票，免费的。我准备去试试。”我没有学生证，只能干着急，就预祝他成功。他当天就坐船去武汉了。
我羡慕又焦急地等了两天，这天这小子回来了，笑呵呵的，一脸的得意。我知道有戏了，忙问他搞票的经过。他：“我先以为，我的学生证是平水市的，武汉的火车站不一定当回事儿。没想到哇，我把我和几个同学的学生证递进去，售票员问都不问，就给我们开票了。我看着高兴得要命。把票拿到手，心里感慨万千，终于可以上北京去啦。小时候看电影，看到北京，真羡慕北京的孩子们，从小就生活在祖国的首都，也想去北京玩玩，可是去不了哇。现在好了，我们明天下午就走，赶晚上九点多钟的火车。”我问他，他爸爸姆妈知不知道他要到北京去。他说：“干吗让他们知道。他们知道了，我不一定走得成哩。这样，明天晚上九点钟，你到我家去，告诉我爸妈说我去北京了，请他们放心。”我见他激动，也跟着激动，祝他们一路顺风。他得意洋洋地回家去了。
我心乱如麻，恨不得也像凌峰那样搞票去北京。可没有学生证只能干着急。
第二天晚上九点钟，我到凌峰他家去了，把消息告诉他爸妈。他妈骂了起来:“这个小兔崽子，跑了也不打个招呼，小心路上让坏人拐走。”他爸非常冷静，说：“他是个男孩儿，谁拐他？这么大的小孩养不家的，还会自个儿跑回家。谁拐他，谁倒霉。只是他没带钱，这以后吃什么？”他妈说：“他外婆在汉口，他找外婆要钱，他外婆准给，能给多少就给多少。”
他爸笑着说:“这小子!还是古话说得好哇：儿大不由娘。看来，也不由爹。呵呵!比我有闯劲儿!”他妈说:“你还笑得起来!闯，闯得头破血流，看你怎么办。哼!”看着这一幕，跟看现代戏差不多。我想，要是以后写剧本，就把这一幕写进去。
辞别凌峰的父母，回到家中，把凌峰搞票去北京的事说给爸妈听。爸爸说:“看样子，你也想出去遛遛？”我说“当然想喽”。爸爸说:“以后要是有机会，你不用请示就走好了。我支持你。”
姆妈什么也没说，只是下了碗馄饨给我吃。
整个九月份、十月份，武汉和平水都没有什么大的高潮，连小的高潮也没有，只是各单位自行开批判会，自行写大字报，文化大革命似乎停顿了。我对此非常不解，有时甚至想到文革是不是快结束了。可是，报上登过几次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的新闻，似乎在告诉老百姓文革仍然在进行，不会马上结束的。这使我想起焦叔说的话，文革怎么搞我吃不准，但是上面一定会安排的。上面怎么安排，看来，只有天知道了。
这天下午快吃晚饭的时候，爸爸来找我，要我回去吃饭。我对爸爸来剧团找我感到很不同寻常，因为他从来没有找到剧团来要我回去吃饭。我问爸爸，姆妈做了什么好菜了，要您亲自来叫我。爸爸悄悄地说:“今天，就是刚才，焦叔突然来我们家了，拿着一张报纸说，看来上面有大的动作了。我问能不能叫你一起听听。他说当然可以，让他早有准备，免得到时候糊涂。所以，我就来找你了。快走吧!”我最爱听焦叔分析问题了，当然非常高兴，二话没说，拔脚就跟着爸爸回去了。现在，剧团根本没演出任务，你就是出去几天不在剧团，也没人管。
焦叔看见我们父子俩，就说道：“《十三妹》里，那两个骡夫拿着信，有一个说，我说的就是这封信呐。现在，我现编几句戏词儿：我今天说的就是这张报纸啊！”
爸爸说：“那这张报纸有什么秘密吗？”焦叔说:“当然有，还是大秘密哩。你们看这几句:文革当中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另一条是压制群众，不依靠群众。要把文革进行到底，就得批判压制群众的路线。老孟，这是什么意思呀？我的理解是，上面要批判压制群众的做法，发动群众自己搞运动，这么一来，目前沉闷的局面怕是要发生大的变化了，就是说，文革要进入新的高潮了。那么，现在各单位的文化革命委员会、文化革命小组就管不了事啦。”
我一听，就问焦叔：“那我们剧团的人就可以不听文化革命小组的指挥了，由我们老百姓自己来搞。是吗？”焦叔说：“看样子，将来会是这样的。”
听焦叔这么说，我挺高兴的，布施仁、郑晓龙管不了事了，那么师父就不会挨整了，就安全了。
这天，凌峰到剧团找我。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我和几个同学准备步行串联去延安。步行串联是林副主席提倡的。我上次去北京串联，看你激动的样子，知道你也想出去走走，见见世面。只是当时票已经办了，不好拉你一起外出。这次，我留了心眼儿，想拉你走一趟。怎么样，想出去吗？”我当然愿意呀，说道:“我爸爸说了，有机会就出去，不用请示他。我妈也由我。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出发？”凌峰说:“想去就快点准备，后天在我们学校大门口集合。”我说“行啊”。
晚上，我回家跟爸爸姆妈说了。姆妈只是皱着眉头，盯着我看。爸爸说:“我坚决支持革命小将的革命行动。”又问我什么时候出发。我说“后天早上”。他说：“来得及。明天买捆背包的绳子，再买一个国防色的挎包，买一个军用水壶。还给你买点感冒药和一小瓶紫药水儿。这就差不多了。你到乡下劳动过，应该自己会捆背包吧？”我说“会捆背包”。爸爸说：“那就好。明天上午早点到家来，我们一起出去买东西。”
我回剧团宿舍，把我准备跟小学同学一起步行去延安的事告诉给小魁、云飞、志高、小昆，他们都羡慕得要命。我要他们自己组队外出串联，别老是待在平水市，看不见外头的世面。他们也都激动起来。后来，我从延安回来才知道，我走了才一个星期，他们就组队到北京去了。因为都没带大衣，在北京冻得够呛，所以主要待在接待站，外出逛大学较少。剧团里的三个老右派竟然也壮着胆子外出，逢人就说到武汉，其实他们去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绕了大大的半个圆圈。回团后，他们没敢跟别人讲，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他们才笑着告诉我了。
十一月上旬，我跟着凌峰他们的长征队出发了。
现在的年轻人听我们讲当年步行串联的事，觉得很有意思很浪漫，其实只有实际走过的人才知道，走路并不不浪漫，倒是满辛苦的。从武汉到延安，公路距离有两千五百多里，你得一步一步走哇。走路看起来简单，其实相当累。又背着背包，就更累了。还有，天天走，天天累，加起来更累。我们第一天不知好歹，走了七八十里，第二天走路感觉特难受，脚板底有血泡，小腿肚子又酸又疼，结果，紧赶慢赶，只走了五十里。原计划是一天走九十里，这两天才将近一百三十里，跟计划比还差六十里。我们晚上开会，看有什么办法把这六十里补回来。最后是这样决定的：这六十里呀是补不回来啦，以后每天走五六十里就可以啦。你笑起来了，是啊，走路比我们想象得要难多啦。更要命的是，就这样走，我们还受伤了。脚底打泡算好的，有更严重的哩。我走得膝盖肿了，髋关节疼痛难忍，有一段时间，已经不叫走了，叫蹭，一步一蹭，还常常疼得呲牙咧嘴。经过了十天半个月，才慢慢适应过来。因为是往北走，纬度一天天升高，天气越来越冷，造成我们想睡懒觉，不愿意起早床。这又耽误了时间。你又笑了，当时啊，真够难的!
我们走过了湖北省、河南省、陕西省南部，俗称陕南，翻过秦岭比较低的部位，看见了通往西安的道路，心里才有了胜利的喜悦。
在西安待了一个星期，看见满大街的大字报，还看见几乎人人带着袖章，上面写着各群众组织的名称，文革的气氛非常浓烈。我们想，说不定平水市也闹得天翻地覆啦，我们应该回去干革命。经过开会研究，决定到了延安就回平水，不去北京了，这原是我们的计划。计划没有变化大。
我们出了西安，过了渭河，踏上了陕北的土地。我们都是心情激动万分，因为离心目中的革命圣地越来越近啦。以往只是在电影里看看，现在已经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了。你们年轻，可能难以理解我们这一代人年轻的时候对苏联的莫斯科、对陕北的延安看得有多么神圣！在我们心里，那都是革命圣地啊！现在，延安就在眼面前，你说，我们能不激动吗？
上岸的地方到延安几乎是直线，所以每走一步，纬度就高一点，天气越发寒冷了。北风吹来，耳朵被风吹得疼，像被刀子划拉一样；更有意思的是，快到延安的时候，天冷得鼻子里的清鼻涕都流不到嘴里，半路上就结冰了。你想啊，活人身上竟然能结冰！邪乎吧？世界太大了，所以怪事多。我们当时年轻，一身热乎劲，加上革命激情，没把寒冷当回事。就这样到了延安。
在那里，我们参观了杨家岭、枣园，还有中共七大的会址，还参拜了五烈士墓地。后来，我们回武汉，先坐汽车到铜川，再坐火车到西安，过了两天坐火车回武汉，再回平水。
回到平水，发现平水大街上的景象跟西安一样，也闹腾得不得了，心里非常高兴，决心大搞文化革命。
我急忙赶回剧团，看见剧场和围墙之间竖起了不少由草席棚做成的大字报专栏，上面贴了好多好多的大字报，有批判工作组组长周青松和布施仁顽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有批判郑晓龙、朱珊玉给周青松、布施仁当得力干将的。大字报专栏的通栏标语口气很严厉，有“周青松、布施仁必须低头认罪”、“郑晓龙给布施仁当走狗没有好下场”、“保皇有罪，罪该万死，死了喂狗，狗也不吃”。看来，剧团里批判资反路线批得热火朝天。我顾不得回宿舍放背包，就饶有兴趣地看大字报。我心想：布施仁，你也有今天！
这时，一声呼唤惊醒了我：“师兄，你怎么才回来呀？”我扭头一看，原来是小魁。他走到我跟前，拉住我的左手，又说：“剧团里成立了好几个群众组织。我跟小昆、云飞、志高几个也成立了，叫反到底，干得挺热火的。哦，连凤儿也参加我们组织了。他们小学学生都太小，搞不成群众组织，只好参加中学的群众组织。我叫凤儿参加我们反到底，跟她哥在一个组织。她高兴得不得了，就参加了，还满积极的哩。我们天天盼你回来。我们合计好了，你一回来，哪个组织也别参加，就参加我们的，你当第一号头头。”
我问小魁：“你们的办公室在哪儿？”小魁说：“在剧场二楼角儿的化妆室，那儿宽敞，我们几个人都睡在那儿。师兄，我们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聊剧团的事儿，聊平水市各单位的事儿，聊武汉的事儿，聊全国的事儿，经常聊到转钟了还不想睡觉，别提多有意思了。我们有时候就跑到武汉去参加一些造反派组织的活动。”我问他们都参加了哪些活动。他兴奋地说:“那就多了。武汉有个职工联合会，是老保，武汉造反派经常去砸他们的办公室，抢走他们的纸张、印刷机、油墨、播音喇叭，让他们搞不成宣传。”我说:“人家那么老实，由你抢，由你砸？”小魁微微一笑，说：“他们当然不愿意,可是革命嘛，还能让他们那些人同意才行动吗？他们不动，我们就对他们客客气气，他们要是不服周，敢于阻止，我们就动手，推推搡搡，有时候还打起来了。还好，每次去都是大学生冲在前头，我们跟在后头喊叫，帮忙，一般都还顺利。听说也有遇到硬茬的，那打起来就厉害了，有时会受伤，还有被对方抓起来的，挨顿揍。我们运气不错，还没有倒过霉。哈哈!”
我问：“对方也是群众嘛，管他们怎么干呢？你宣传你的，他宣传他的，看群众站在哪一边!”小魁说:“师兄，看来，你思想落伍啦，还带点书生气，不符合当前形势啦。革命和反革命都要搞宣传，都要造舆论。对反革命舆论就得压制，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所以，造反派就必须砸他们的舆论场所和舆论工具。在这方面不能有一点仁慈。现在有个口号：‘不砸不打是老蒋，不抢不偷是老修。’我们要当造反派，一就得跟武汉的造反派组织联合行动，二是加入武汉大的造反组织。我们已经加入武汉二司了。平水市的一些群众组织也分别加入了武汉大的造反派组织，像工人总部啊，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啊，武汉二司啊。告诉你吧，平水市的一些造反派组织准备联合起来，成立平水市造反派联合司令部，好以后统一行动；已经加入武汉造反派组织的，准备成立平水市造反派联络站，相互之间加强联系，便于采取统一行动。形势大好哇！云飞去市一中联系过了，报上了名，准备加入他们的组织。师兄啊，你正好赶上了这个大好形势啊！”
这时，小昆走过来了，搂住我的膀子，喊道:“师兄，总算把你盼回来了。我们拥护你当一寨之主，以后你领着我们一起干呐!呵呵!”小魁也在旁边笑。
说实话，见他们这么真诚这么热情，我太感动了。这是对我多么大的信任呐!我和他们几个一向心连心，连一点小小的分歧也没有。他这样说，估计不是他个人的意思。我考虑到小昆也一定是这样想的，那就应该跟反到底在一起。目前群众自己搞文革，没有个组织怎么行呢？
当晚，小魁他们召开全员大会，其实就是欢迎我加入反到底的大会。我在大会上非常低调地讲了几句，表示一定和大家一起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进行到底。
会后，小魁要我请小昆、云飞、志高几个一起到我家里去庆贺一番。我当然答应喽，就一起去了。在路上，我买了两斤油炸花生米准备用来佐茶。爸爸说“晚上喝茶睡不着觉”，拿出半斤65度的高粱酒给我。我想，我们平时都不怎么喝酒，这一下子喝这个度数的酒恐怕吃不消，就提出往酒里掺水，把酒的度数降低了再喝。爸爸说：“也好，掺了水，度数降了，酒的数量也增加了，每个人可以多喝点，能把花生米吃完。”
爸妈不管我们，先去睡了。我们几个边喝边聊，主要是我讲了步行去延安的经过，他们听得津津有味。讲到活人鼻子下面结冰，他们都惊讶得瞪大了眼睛。
过了几天，我回家去，爸爸告诉我，说我妈问爸爸，我们今天闹得欢，以后会不会秋后算账呢？爸爸说：“不会吧？这回可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呀！”姆妈说：“五七年给党提意见也是上面号召搞的，后来不都在劫难逃？这次会不会……”爸爸没再说话。姆妈说：“得长点心眼儿！尚泰要注意，你也别瞎来！”
爸爸没说什么，只是警告我：“你妈的话有点道理。我们是该长点心眼儿！尚泰，宁可让人家说你胆子小，也别冲在前头。我也得注意。我一向嫌你妈没什么见识，这次我倒是觉得你妈不简单哩。记住啦！”
甄小姐，你问我们每天干什么？我们每天都是写大字报，不是批判资反路线，就是宣告什么“特大消息”，宣告某个中央领导人垮了，宣告某个省市级领导被批斗了；除了参加武汉造反派组织的大型活动外，自己也搞了一些批判资反路线的活动，有本团范围的，也有全市范围的。其中有这么一次，是全平水市文艺界举办的，各单位搞资反路线、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的主要人物被集中起来进行批判，各单位的工作组负责人也被集中起来挨批。其中一次大会是在我们剧团举行的。
舞台正中摆放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那些要挨批的人坐在剧场第一排。批判时，批谁，谁就上台来，先向毛主席像鞠躬，当时这叫“向毛主席请罪”，再是低声下气地念检讨书，念检讨书照例是先说自己破坏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把斗争矛头指向革命群众，这是犯了罪，罪该万死，再说现在经过学习，经过群众批判，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决心改正，然后说请革命群众继续批判，帮助自己重新回到正确路线上来。念检讨书，要言辞恳切，不许用华丽的辞藻，如果哭出来则最好。布施仁念检讨书，昂首挺胸，声音高亢，最不受待见，本团人对他还手下留情，外单位的有人拍打过他后脑勺，拍得还满响的。我看着当然满肚子高兴，心想你小子也有今天呐!你飞扬跋扈这么多年，不说一言九鼎，一言七八鼎还是有的，多少人受了你的闲气!那三个老右派受你的气还说得过去，我师父是共产党员还是剧团的领导干部也受气，这恐怕说不过去吧？
我在这次大会上发言批判布施仁：“布施仁，你也有今天呐!同志们，布施仁在我们剧团称王称霸十多年。我总不明白，他好像跟知识分子天生就有仇似的，专门跟知识分子过不去。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没有知识分子参加，革命要胜利是不可能的。说明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可是，布施仁老是看知识分子不顺眼。文革初期，他伙同工作组想千方、设百计，扭转运动的大方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群众。更可耻的是，他策动一些幼稚的工农子弟在批判会上夸他如何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观念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好像只有他才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似的。他挑动演员斗演员、挑动学员斗老师，以此逃避群众对他的揭发。在批判资反路线的斗争中，他态度傲慢，强词夺理，不虚心接受群众对他的批评教育，甚至暗中组织出身工农的学员跟造反派纠缠，又一次挑动群众斗群众。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剧团的造反派绝不放过这个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家伙，要对他进一步进行揭露，把他的真实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剧场上大家的情绪十分热烈，时而喜笑颜开，时而愤怒异常。看起来，人人都是满开心的。可是，我发现师父没有到场，他是怎么想的呢？
会后，我去师父家，问他这么大型的会议为什么不去参加？师父说：“我没去，小昆也没让去。我总觉得这种情况不对头。是哪儿出了差错，我说不出来。尚泰，这次你发言，事前没问我，我要是知道你会发言批判布施仁，我是一定要撕掉你的发言稿的。你一定要知道，在我们这儿批判领导是犯忌的。你别看他现在低声下气的像孙子，将来指不定那天翻过来了，批判过他的人会非常危险的。不信，你就看!”师娘也在旁边说:“尚泰，你不知道哇，当年帮助党整风那会儿，那些领导硬着头皮听人家提意见，听了不到一个月就开始反击了，抓了不少右派，送到郊区劳动改造。监督他们改造的人，硬是要那些右派挑两百斤，挑不动也得挑，把人折磨得哭啊！监督的人说：这会儿晓得哭了，提意见的时候怎么那么厉害呀？活该你倒霉!后来，上级知道了，制止了这样做。可那是几天以后哇，制止前的那几天还不知道怎么过来的，有人落下终身疾病，腰疼呐。唉!那还只是提意见，就整得那样惨，你们现在是批斗哇，人家得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低声下气，那张脸呐都丢尽啦。他们不把你们恨死才怪呢!尚泰啊，听听我和你师父一句劝吧，收手吧。”
看着师父师娘这番只有爹娘才愿意说的话，我心里其实也在打鼓啊。剧团那三个老右派的处境，我都看在眼里了，谁愿意过那种屈辱的生活啊？我觉得，是得好好考虑一下师父师娘的这番话语了。
我回家跟爸爸姆妈讲了师父师娘的话。爸爸只是皱着眉头，没言语；姆妈一直在点头，说:“好，你师父师娘说的都是我的心里话。那些右派只是给领导提了点意见，就倒霉了那么多年，你们批斗领导，领导不把你们恨到骨头里去才怪哩。等以后收的时候，上面还是要用这些当领导的来收场的。到那时候哇，还不知道那些批斗过领导的人会倒什么霉呢？”爸爸赞同姆妈的话，要我以后注意点，得留个后手。
完全脱离平水市的文革运动是不容易的。甄小姐，你没有设身处地就难以理解我这句话。我当时是剧团反倒底的第一号头头，师弟们都看着我哩，指望我带领他们前进，我又不忍心撇开他们自行其是，所以他们一找我处理某件事，我自然就出谋划策。我当时就处于爸爸姆妈的警告和师兄弟的感情之间，用逻辑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两难。人强不如势强，我只能顺势而为了。
文革后来发展到向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夺权的阶段了，那是非常热闹的。各地区、各单位的党政领导被迫或主动交出权力，具体地说，就是把公章交给造反派，然后回家闲坐，看着太阳、数着星星过日子。我们剧团的造反派组织了平水市京剧团造反派联络站，我被推举为站长。这个站长没有指挥权，只负责通知各造反派组织开会和各组织之间的消息相互通达的责任。我们以联络站的名义拿走了布施仁所有的公章，再命令布施仁一个人负责清扫剧团包括厕所的卫生，连洗痰盂的事也由他管。没有指派人监督他，他乖乖地奉命照办，勤勤恳恳，从不懈怠，以前那种让人一见就害怕的气势荡然无存。他知道我是站长，所以看见我就是满脸谄媚的笑。我看他怪可怜的，时而以站长的身份加以关照，从来没有呵斥过他，也劝阻别人对他客气点。
我找他谈过，问他为什么总是跟我师父过不去。他也坦诚，首先表示歉意，再告诉我，当时上面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他是忠实地按上面的政策办的，不敢有丝毫的改变，也是出于无奈。他说：“我要是仇恨你师父，会当他的入党介绍人吗？在五十年代，特别是初期，对知识分子是最客气的。我羡慕知识分子，穿中山装故意在上衣口袋上插一只钢笔，给自己增加点知识分子的色彩。问题出在五五年抓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后，上面对知识分子越来越不感冒，总是强调改造，五七年反右以后对知识分子就更不待见了。这样，我的态度自然就变了。后来，中苏论战，在第九篇评论苏共公开信里面提到苏联对知识分子实行高薪，成了资本主义复辟的温床，以后就出现了高薪阶层这个词，凡是拿高薪的都成了资产阶级，因此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大不如前了，形成了这样的心理，就是不把知识分子彻底改造过来，他们就会搞资本主义复辟。到了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成了没有被点名的斗争对象。我也不理解上面的态度，但我是共产党员，必须按上面的意思办事，自然对剧团的知识分子进行批判斗争。哪想到，这样做又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都昏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说着，流下了眼泪。他又说：“尚泰，一些实际问题真的不好办。你说，改造知识分子，不可能把知识分子一个一个拿来处理吧，只能抓大的，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在剧团里，你师父是最大的知识分子，改造知识分子必然先抓你师父啊。你师父不光在我们剧团是大知识分子，就是在平水市也算是大知识分子啊，改造知识分子的矛头就指向他了。我不是说，指向你师父是对的，就是刚才说的，你师父是当地的大知识分子，改造知识分子自然从你师父身上先下手了。你年轻，我的这些话，你不一定理解得了，你可以去问你爸爸妈妈，甚至问你师父，看他们会不会同意我的说法。”
我想，我年轻，确实理解不了布施仁的高见，问问爸爸、师父也好，我可以仔细分析一下他们谁说得有理。
我问了爸爸。爸爸肯定地说:“我讨厌布施仁，不过他说的这些话还的确是那么回事儿。上面对知识分子是那种态度，他布施仁敢反对吗？只能照办。从这一点讲嘛，确实不能太怪他。但是，他跟上面跟得太快了，处理问题太没人性，从这一点来看，他也有应该承担的责任，想把自己撇得干干净净绝无可能。尚泰，这个度你要拿稳了，既理解他的难处，也不放过他的责任。”
我听了爸爸的话，好像明白了，可还是觉得在云里雾里，不知道该怎么办。想来想去，我忽然想到，干脆糊涂点算了，处理自己不会处理的问题，不是自找麻烦吗？我喝多了？以后，我就开始消极起来，能躲过不管的事就尽量不管。
不久，造反派内部闹起来了，还闹得挺凶。原来，武汉工人总部、武钢九一三、武汉二司为主搞了个《声明》（后来叫二八声明），说自己是真正的革命派，最有资格夺走资派的权，骂一些跟他们有意见分歧的是半路出家的投机商、是中途打入革命队伍的坏东西。那些被骂的造反派组织不服，双方就闹起来了。赞同二八声明的是香花派，反对者是毒草派。武汉得感冒，平水就一定打喷嚏。平水市的造反派也分成两派，一天到晚吵个不停，大街上各组织的广播喇叭用尽可能大的声音争论不休。
在我们剧团，造反派也分成了两派。反倒底是香花派，可我个人是毒草派，这样我在组织里就孤立了。我也不在乎，我正想脱离组织哩，这次机会来了。
小魁找我几次，不断地埋怨我。我笑而不答。
不久，武汉军区介入，宣布支持毒草派。又没过多久，说中央文革不支持香花派。香花派瞬间失势，听说要被取缔。到了四月份，武汉毒草派中间儿的一些造反派组织说武汉军区支左大方向错了，要造反，要杀向社会，帮助受到打压的造反派组织东山再起。支持武汉军区的人不依不饶，跟造反派闹起来了。
我爸和焦叔主张静观其变，不介入，当逍遥派。我听了爸爸和焦叔的话，也当了逍遥派。布施仁无所谓，反正哪一派也不要他，他成了两不管的人物，逐渐不到剧团做卫生了。说来好笑，他见我当了逍遥派，居然对我亲切多了，常常打招呼不说，还经常邀请我喝点小酒，至于油炸花生米、卤干子、素鸡、兰花豆全由他买。我才知道这家伙酒瘾真大，半斤白酒喝完也不醉，有时喝一斤酒也没关系。我可没有那么厉害，基本上是吃东西，其实就是陪他喝酒。
我们边吃边聊。他讲他的家史，说他们家在河南农村，家里穷得要命，快活不下去了，因此对有钱人是又羡慕又嫉恨，成天想着把他们的钱都抢过来自个儿花，盖新房子、买新家具、做新衣服、去饭馆吃大菜。抗战时期，八路军来到他们村，他就参了军，学了点文化，因为身体素质差，上级让他搞宣传鼓动工作，跟知识分子接触很多，文化程度大有提高。那时，他对知识分子印象极好，崇拜得不得了。武汉解放以后，他奉调来到平水市，后来到京剧团工作。本来，他对知识分子就有好感，调到京剧团正合他意。在搞知识分子洗澡的运动中，他发现文艺界的知识分子比部队的知识分子差多了，革命斗志不旺，阶级立场不稳，不能算革命的基本群众，因此对知识分子就没有以前那么崇敬了，甚至瞧不起他们。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那会儿，他看到这个集团里的人全是知识分子，因此对知识分子已经不是瞧不起的问题了，而是保持革命警惕性的问题了。反右以后，特别是第九篇评论苏共公开信的文章发表以后，他认为知识分子都是资产阶级分子，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基础，对他们要坚决斗争，不能让他们得势，否则红色江山就会变色，因此他非常注意知识分子的动向，一发现不对劲的地方就要斗。他说，自己有时候也问自己，这样对待知识分子对不对？他看到剧团里的知识分子非常听党的话，要干什么就干什么，要怎么干就怎么干，每次要演员们学习文件，演员们都认真学习，他又感到知识分子其实不错嘛，何必跟他们过不去呢？可是，他也看到写《海瑞罢官》的、演《海瑞罢官》的，还有那些坏戏坏电影都是知识分子搞出来的，又觉得对知识分子应该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时刻准备批判他们头脑里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他说他心里矛盾得很，直到现在喝酒的时候还在矛盾。找不到人帮他分析，他非常苦恼，甚至有时候有想哭的感觉。
我看着他因喝酒而通红的脸，心潮翻腾不已。我考虑到，他会不会是在说谎呢？我判断不了。我当时没有多少社会阅历，无法确定真相假象，因此我只是迎合式地点着头，笑着感叹不已。
事后，我问了爸爸。爸爸难以判断真假，只说：“世界上什么事情都可能有，知人知面不知心，说不清楚。”我相信焦叔，说去“找焦叔问问看”。爸爸同意。我们去找焦叔，恰巧焦叔在家。焦叔一见我们就说:“当逍遥派真好，不用上班，天天在家闲坐，愿意的话，出去走走，散个心。”
我说：“我现在发现，逍遥派其实也没怎么逍遥，思想还是在动啊!”焦叔说:“尚泰，你长大了，懂事了。你说出了真理。”我惊讶地说:“我还什么都不懂呢，就说出真理啦？真理是大人物说的。我哪有那么高明呐？”
焦叔笑了，说:“谁规定了真理只能是大人物说的啊!只要你说得对，你说的话就是真理。你说逍遥派其实并不逍遥，思想一直在动。这句话就是真理。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一直在考虑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常常想了半天还想不明白。所以，我这个逍遥派一直没有真正逍遥过，大脑一直没停空。”
我向焦叔讲了布施仁跟我讲过的话，我说：“他讲的话是他心里话吗？”焦叔笑着说：“你认为呢？”我说：“我判断不了，所以想请教您。”焦叔说：“世界上最难判断的就是人心。你看，宇宙那么复杂，人类已经上了太空，估计登上月亮也快了。布施仁的经历比较复杂，先在农村待过，有乡下人的经历；后来参了军，有部队生活的经验；解放后到了剧团，有了跟知识分子打交道的体验。这个人很有阅历，能跟各种人过招。尚泰，你太年轻，不是他的对手，你得注意了。他不一定会害你，但是不排除他利用你。这一点，你千万要警惕。《十六条》里说过：要警惕政治扒手。这个政治扒手，我的理解呢是利用别人来达到他政治上的目标，成了他有一份儿，出事了他一直躲在幕后可以逃脱责任。可以说，这种人是旱涝保收。布施仁现在失势了，没有号召力了，自然想找人帮他出力。这是一个方面，是从坏的方面分析的。也可能，他现在很孤独，思想上心理上很孤独，想交朋友给自己的心灵找个寄托。如果是后者，那你与他交往是可以的，说不定将来情况发生逆转，他会担待你。担待你，对你师父也有好处。如果是前者，那事情就复杂了，将来情况有变，他可能对你好，也可能对你进行报复。你在全市文艺界批判资反路线大会上批判过他，难保他不计恨。所以，你得注意你跟他打交道的分寸，不要太过亲密，把什么事都告诉他，也不要跟他把关系搞僵。唉，大道理就在这儿，具体怎么办还要靠你慢慢琢磨。”我说:“焦叔，究竟怎么办才好呢？”焦叔说:“这就得像列宁说的那样，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我刚才讲的都是理论上的，怎么处理具体问题，得靠你自己动脑筋啦。我看呢，最好不再得罪他，还尽可能地顺着他。这样做，好在哪里呢？好就好在万一他将来东山再起，他不至于恨你。我估计，将来上面要收的话，恐怕还是会重新启用他们这些干部。你们看到了吧，建立革命委员会必须有领导干部参加。这就是说，布施仁有可能重新上台。”焦叔这番话使我顿开茅塞!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层呢？焦叔是高明。我说：“焦叔，我明白了。您真的很棒!想得远。我从来没这样想过。”
回家的路上，我问爸爸:“听焦叔讲，布施仁有可能重新上台，那文革不是白搞了么？”爸爸沉吟了一会儿，说:“布施仁重新上台，这只是预测，谁能肯定他一定上台呢？干部那么多，谁能被结合进革委会还没定下来呢？我想，你焦叔从布施仁会被结合进革委会这一点考虑，要你注意跟他的关系，给自己留条后路。要是继续得罪他，万一他重新上台，他一定会报复你。”我说：“爸爸，给自己留后路，是自私的表现，是投机取巧的表现。做这样的人，我心里挺别扭的。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决心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嘛，就得坚决彻底，怎么能想着给自己留后路呢？”
爸爸睁大了眼睛看着我说：“我的傻儿子啊，你以为你是谁呀，不就是个小不点儿吗？你对文化大革命能有多大的影响力啊？你能影响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吗？文化大革命由上面掌控着，你管得了多少哇？再说，这次运动没有整到我头上来，就已经烧高香啦，你还想搞出个什么花样来哟!”我哑口无言了。我琢磨了一晚上，觉得爸爸说得有理。以后，我不在剧团宿舍住了，基本上住在家里。
十六
有一天，爸爸外出回来，把挎包放在饭桌上，叫我到他跟前，跟我说：“你这成天待在家里，无所事事，不是在虚度年华吗？奥斯特洛夫斯基说过，‘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你做到了吗？你得趁年轻学点本事。”我说：“这样成天无所事事的，我也烦呐。您说学本事，那我学什么呢？”爸爸说：“我已经想好了，问过你焦叔。他建议你学点历史，读点名著，再就是练功，别把你学过的功夫丢掉了。”我说：“这倒是的。现在剧团里没人练功了，没人喊嗓子了，功夫回了不少。我现在跑虎跳比过去慢点儿了，喊嗓子常常接不上气。是得练练了！这件事好办。问题是这学历史谁来教哇？”爸爸说：“看来你焦叔讲对了，你再不练功，以前练的功夫就全回了。我管不了别人，只能管你。这年头，在舞台上练功不合时宜，就在家里练吧。你焦叔还说了，学历史就是自个儿看点历史方面的书。我们家可是从来不买这一类书的。你焦叔借给我一套，题目叫《上下五千年》。我翻了一下，写得跟故事一样的，有点意思。你焦叔说了，看完这套书，得把朝代序列牢牢记住。我就知道唐宋元明清，其他就不知道了。你别像我一样是个历史盲。”
从那天起，我就成天有事做了。白天，待在家里练功，拿顶、下腰、跑虎跳、砸踺子，还有翻抢背、走矮步、扫蹚腿、单提，等等。晚上天黑了，在房子后面空场上铺上台毯，翻小翻、翻小翻提、翻前扑、走旋子。练嗓子就是唱样板戏唱段，不怕别人听见；唱传统戏唱段就躲在家里低声唱。困难是刀枪把子一个人不好练，就找到小昆，动员他跟我一起练。师父知道了，很支持我，要小昆陪我练，自己也顺便练了。几个月以后，我们俩把功夫都捡回来了。
一天，师父要小昆传话，要我去见他。我想，师父有什么事要见我。问小昆，小昆说“不知道”。我带着疑问去见师父。
师父要小昆去买点猪肉回来，再问我练功练得怎么样了。我说还好。他说：“既然要练，就好好练。”师父要我特别练好两样功夫。一是宝剑入鞘。他说：“这个功夫是郭玉昆的看家本领，独门功夫，难度非常大。悟性差的人，就是手把手教，也学不会。你能学会，真不容易。我都不会，比师父强。说出去，我也光彩。哪个师父不会因为有这样的徒弟而觉得光彩啊！我有了你这样的徒弟，心里好大的安慰。现在演现代戏并不卖座，我总估摸着将来传统戏还是得上。”师父要我练好第二功夫是跑圆场。他说:“陈鹤峰的《徐策跑城》跑圆场跑得多好哇，特别是最后几圈，背挺得直，步子跑得快，还越来越快，引得观众不断叫好。不容易啊!没有多年的功底是办不到的。你的功夫还不够，还得加劲地练。你有好长时间没练功了吧？我都替你急。练点功不容易呀，你可别荒废啦！当然，练功得循序渐进。你有一段时间没练功，功夫肯定回了一些，所以呢你得先穿薄底儿练，每次至少跑三十圈儿，等练好了，再穿厚底儿练，还是跑三十圈，这样在台上跑二十圈就轻松了，轻松了就可以跑得好看了。怎么样？有这个决心吗？”我说：“肯定有!”师父满意地点点头，说：“我这辈子没练到郭玉崑、贺玉钦那个程度，在台上就不是那么得心应手，常常是心有意而力不足。看来，只能到这一步了。小昆嘛你也看到了，体质悟性都比不了你，我把这辈子的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了。你要办到了，我死也瞑目了。”
我听着师父说这些话，怎么像临终遗言一样，心里好难过，眼泪也出来了，我跪在师父面前说:“师父，您放一百个心，我一定练好这两门功夫。不管将来形势怎么变，我不会让您老人家失望的。”师父说：“少表决心，多做实事。”
自从六四年十一月封箱后，传统戏的服装是再也看不到了，连一些道具比如厚底儿、鞭、关刀、髯口也看不见了。不过，这难不倒我。没有薄底儿，就用北京老布鞋、球鞋代替；没有厚底儿，师父把他偷偷存留的厚底儿送给我。这双厚底儿是唱红生戏专用的，叫虎头靴，质量上乘，特别是鞋帮綉的花纹好看极了，当年师父师娘怎么看怎么舍不得上缴，就留下藏起来了。好在封箱那会儿有点乱，所以没人过问师父唱红生戏用的厚底儿。小昆告诉我去他们家拿厚底儿。我就在一个天上没有月亮的夜晚去师父家把厚底儿拿回家了。爸爸姆妈看了，不停地赞赏这双厚底儿。姆妈说：“这么好看的厚底儿要是给毁了，该多可惜呀！老天爷要是有眼，就应该让传统戏重现舞台！”有了师父的期望，有了父母的支持，我更加勤奋地练功。
那几个月，社会上闹得天翻地覆，从口诛笔伐发展到拳脚相加，，又发展到兵戎相见。我当时怎么想也想不明白，不是文化革命吗，怎么动起武来了呢？平水市的武斗还算缓和的，武汉市的武斗可不得了，已经经常死人啦！听说，六月十七号那天，一辆造反派的卡车冲向铜人像方向，准备绕铜像一周返回的。哪知道，在铜人像附近被对方的十轮大卡车拦截了，对方武斗人员围了上去用铁矛直戳，车上的人没有一个逃脱，非死即伤。造反派的人闻讯大哭。后来，对方大批武斗人员来到会宾楼下，造反派武斗人员也赶到，双方对峙，都能看见对方的眉毛。幸亏这时武汉军区的战士们赶到，在两派人员之间组成人墙，才暂时制止了一场更惨烈的屠杀。爸爸和焦叔谈到这件事的时候，满面悲哀，连连叹息。我问焦叔怎么会闹成这个样子了。焦叔说：“我要是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个悲剧就不会发生了。运动是上面掌控的，我哪儿管得了哦！我们没卷进去就算运气啦！”
到了七月份，发生了七二0事件，武汉那些反对造反派的组织上大街游行，要求审判中央文革的代表王力。听说，这次事件还惊动了毛主席。北京召开百万人的集会，林彪、江青、周恩来都上了天安门，共同声讨武汉百万雄师。广播里面广播了这个消息，武汉那些反对造反派的组织纷纷垮台。平水市那些跟着百万雄师跑的组织也垮台了。我们剧团里站在百万雄师一边的组织也垮台了，其中有郑晓龙主持的“扫除害人虫”司令部和朱珊玉主持的“冰崖花枝”战斗队。小魁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剧场主持了对平水市保守派组织的批判会。这个批判会平水市各造反组织都派代表参加了，声势浩大。批判会上，郑晓龙浑身哆嗦、朱珊玉痛哭流涕，向造反派组织做检讨，连连鞠躬，还揭发布施仁背地里鼓动他们跟造反派作对的言行。小魁把桌子一拍，高喊一声：“把老保的黑后台布施仁揪上台来！”市一中两个彪形大汉一左一右把布施仁连推带提地弄上台，站在舞台中偏右的龙口，低头哈腰，被倒提双臂。我在台下看着这一幕，心想：“真是老古话说的那样，‘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这家伙一向是主持批判别人的大会，如今晚儿，他已经被批斗两次了！”
这次，我没上台批判布施仁。小魁找过我，要我上台批几句。我说：“我是逍遥派，不是造反派，没有资格批判布施仁。”小魁要我帮他写批判稿，我说我自个儿写批判稿都得费九牛二虎之力，哪有本事帮他写啊。可他硬是赖上我了，非要我帮他这回不可。他说这次批判大会是全市文艺界的，规格比较高，他当大会主持人不批判几句恐怕说不过去。听他这么一说，又顾及兄弟之情，就答应了。你会问我怎么写得出来。我当然有办法，找凌峰不就结了。
凌峰是高中生，笔头硬得很，找他准没错。我到市一中去找他，看见他正和几个战友在研究批判学校党支部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办公桌上有几份用回形针卡住的文稿。等他们研究完了，我要凌峰帮我写批判稿。凌峰说：“写什么呀？这儿有现成的批判稿，你随便拿一份去照抄就得了。只要把人名儿、地名儿、事情换过了就行了，那些说理的部分就原文照抄。你不会连这点能力也没有吧？”我把几份批判稿轮流看了一遍，选了一份比较容易修改的拿走。他说：“你用完了得还给我，我们这儿也要用哩。”我一边走开，一边说：“你放心吧。用完了，我拿去生炉子，一点就着。”他说：“嗨，有你这么过河拆桥的吗？”
回到家里，我忙着修改批判稿。由于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改起来还真麻烦，常常是心里有话，笔头写不出来，不过进剧团以后背了不少剧本，肚子里多少有点儿存货，撰文还能够勉强应付。换成小魁、小昆、云飞、志高就应付不了啦，难怪小魁把我盯住了。这样也好，我这个师兄在他们跟前更有面子啦！批判会后，小魁深深感谢我，硬拉我去饭馆吃青椒炒肉丝。
七二0事件以后，武汉造反派的日子特别好过，可以说，走遍全国都是受欢迎的。可是到了六八年，造反派组织之间又闹起来了，一派说要“钢化江城”，另一派批评他们是搞“以我为核心”，成天打口水战。湖北农村也闹得难解难分，打得一塌糊涂。武汉市内一些流氓兴起了“翻门坎”的活动，就是一帮人手持器械冲进一个结下梁子（仇怨）的人家，把这一家的家具什物砸得个稀烂，而管公安的人往往出于派性撒手不管。各地造反派组织都喊着“文攻武卫”的口号抢劫部队的武器库用来武装自己，使得武斗大大升级，成为准战争。这样，全国乱成一团。
平水市怎能置身事外？何况一些好事者总觉得没有闹够，总想天下更乱才好。广播里说要紧跟上面的部署，要抓斗争的大方向，可生活中一些人就是不理这个茬儿。凌峰告诉我，造反派组织里好多人笑嘻嘻地说：“不上班还拿工资，这就是老子的战略部署，就是老子的大方向。”
甄小姐，这样混乱的社会状况是任何国家都不允许的，可是中国那时候就是这样的，乱了一年左右。我们剧团基本不演出了，演员们学员们基本不练功了。我爸爸我师父一直在督促我和小昆练功。他们总说:“艺不压身。多学本事总不会错。”我听师父的话，天天在家练功。不但练功，还暗地里把《闹天宫》和《徐策跑城》演练了几次。爸爸在旁边当观众，边看边评论。师父也来我家看我走台，指出问题，肯定优点。小昆也能把《闹天宫》的路子大致走一遍。常常是这样:我演孙悟空，他一会儿当小猴子，一会儿当天兵天将；他演孙悟空，我给他配戏。这样演练，我们都觉得有意思，往往一个下午、一个晚上好像没几分钟就过去了。
我有时候想：光这样练，又不能上台演出，有意义吗？可是，看看外面乱成一团的现实，再看看爸爸师父的态度，我不敢有丝毫懈怠，不为别的，只是不想让爸爸师父失望而已。
整个六八年就这么闹过去了。年底，发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凌峰和他的同学下放到汉阳县农村去了。他们是上午离开平水市的。我一大早去了市一中，看见他跟同学们谈笑风生，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他们旁边有女生，就不像他们了，一个个眼圈发红，有的脸颊上有明显的泪痕。我是剧团的学员，没有上山下乡的份。九点多钟，送行的汽车来了，男生喜气洋洋地上车，女生则泪流满面。我看着，心里感叹万分。
到了六九年，准备开党的九大，世面上才开始安定下来。
九大之前，中国军人在东北珍宝岛跟苏联人打了一仗，大获全胜，全国的老百姓上街游行，高喊“打倒新沙皇”的口号。
九大过后，各行各业逐步转入正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