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中秋，男，多年从事语文教学工作，兼教历史。出生于京剧世家，一向喜爱文史，同时喜欢写作。于二0一四年加入深圳市作家协会。近年，也在某些刊物上发表作品，如2016年刊登在深圳福田区庆祝中国共产党九十五周年专刊《一轮红日照东方》上发表散文《重访上陈铺》。参加征文大赛也多次获奖，如小说《假如一只蚊子成了精》在深圳市福田区作协主办的杂志《莲花山》2016年第十期上发表并获得三等奖,在深圳福田区第五届《“千里路·万卷书·文明人”征文》大赛中获得优秀奖，诗歌《我们的三沙》于2018年获得中国首届郦道元山水文学征文比赛一等奖，童话《龙猫成材记》于2019年获得首届魅力中华文学书画大赛铜奖，散文《鄂州西山好风光》2020年10月获第二届郦道元山水文学征文比赛一等奖。书评《历史小说应该尊重史实》于2020年4月在紫薇杯首届全国书评征文大赛中荣获最佳优秀奖，2021年散文《偏僻山乡的沧桑巨变》入选深圳社会组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诗歌朗诵会作品集，同年在全国首届《书蕴杯》诗词歌赋网络评选大赛中获新星诗人奖。
作品赏析：
长篇小说节选
《闹天宫》传奇
（一位京剧角儿的成长史）
七
本来，我努力加餐地准备演出《十八罗汉斗悟空》和《走麦城》的，可是天有不测风云，没想到，现实生活发生了乾坤逆转式的变化。
六四年十一月份的一天，布施仁召开剧团全体会议，宣布了一个重大消息，原来上面下令全国剧团一律封箱，再也不演传统戏了，只演现代戏。演员们顿时面面相觑、出现了一阵骚动。我是大吃一惊，不知道为什么不演传统戏而只演现代戏了。
布施仁咳了两声，说：“上次，我批评‘京剧姓京’这个提法的时候就说过，我们搞的是无产阶级的京剧，大家都还记得吧？”演员们都点了点头。布施仁接着说：“既然是无产阶级的京剧，那么舞台上就应该表现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可是大家都知道，至今京剧舞台上仍然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就算那些正面人物有那一个是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岳飞、杨家将虽然说他们是民族英雄，但他们保卫的只是封建帝王、是地主阶级的政权，跟无产阶级英雄一点儿也不沾边。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怎么能让这些人物占据我们京剧的舞台呢？今年国庆游行，有现代京剧工农兵人物形象的方阵，还有解说词，说是要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赶下舞台，由工农兵的英雄形象占领。我们的思想以前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现在一定要跟上。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落伍，就会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绊脚石。今天晚上演出结束，全体演员一律到场，我们共同完成封箱的举动，以此表明我们紧跟时代潮流的决心。”他说完以后，宣布散会。演员们默默无声地站了起来，以前所未有的静默离开剧场。
我心里急得很，心想，这下真的全完了，再也不演传统戏了，那我练的那些功夫不都作废了吗？那我以后还练不练这些功夫呢？我焦急万分地来到师父家里，诉说我的困惑，请师父指点指点。哪知道，师父比我更困惑，他说当年抗战的时候，他演岳飞戏、杨家将戏、演文天祥的戏，都是传统戏，到处受欢迎，政府夸他们这样演戏配合了抗日战争，也是为抗战出力。怎么现在就不行了呢？看来，师父比我牢骚更盛。我得去问问焦叔，他文化水平高，一定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
我没在剧团食堂吃晚饭，一溜烟跑回家里，跟爸爸讲当天晚上剧团要封箱的事。
爸爸也是满脸的惆怅，说看不明白这种事。要我问焦叔。于是，我跟爸爸一起去焦叔家里。
焦叔听我说明了来意，小声地说：“说实在的，我也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不过，老孟，有一点我们得明白，跟现代京剧有关的事，我们一定要谨言慎行，否则吃不了兜着走。告诉你们一件事，希望你们千万不要说出去。我这几年到北京出差，听北京的朋友说，谭富英因为对现代戏发表了不同意见，被上峰劝退出党了。”爸爸吓了一跳，说:“什么事啊，这么严重，被劝退出党了？”焦叔说:“听说现代京剧是第一夫人在抓。你想啊，第一夫人在抓的事谁敢管呐？可是谭富英说了不该说的话，就被这样处理了。”爸爸惊讶地问：“他说了什么啦，就被处理了？”焦叔说：“听说，江青请了几位京剧界的大名角，说是给几出现代京剧提意见。一些人都是往好里说，可是谭富英太讲艺术良心了，跟别人讲的不同，他说《海港》里方海珍唱腔都是高腔，这不符合剧情的需要，况且对演员的嗓子也不好，建议把方海珍的唱腔改一改，要有高有低。没想到，没过多长时间，领导找谭富英谈话，要谭富英自己提出退出共产党。谭富英就自个儿提出退党，上级马上批准了。你看，现实就这么冰冷，让人不寒而栗。你想啊，谭富英老爷子是多大的角儿啊，一言不合就让他退党了。其他人要是像他那样提意见，就不是退党那么简单喽。老孟啊，我们就顺着潮流走吧。唉!”
我看爸爸是一脸的严肃，也感到事情的厉害之处，难怪师父是那种态度哩。
在回家的路上，爸爸千叮咛，万嘱咐，告诫我，刚才焦叔说的话，不能到处乱说，不然的话就害了焦叔，也害了我们全家。我严肃地向爸爸保证，绝不跟任何人说。我问爸爸能不能跟师父说。爸爸马上告诉我，应该跟你师父说，但是要回避师娘和小昆他们。
我回到剧团，才知道已经换了戏码，全是武戏，有《四杰村》、《一箭仇》、《恶虎村》、《水帘洞》。我明白这是向传统戏告别，对观众也是一种招待。平时演出，到晚上十点钟就完了，可今天晚上的戏安排到十一点钟。我扮了戏，就找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坐好。脑子里在琢磨今天晚上把最后一场传统戏演好。《水帘洞》是师父上，我去小猴；在《一箭仇》里我去史文恭，师父去卢俊义——这是在傍我；在《恶虎村》里，师父去黄天霸，我去朱光祖。四场戏里我有三出戏，看来今天晚上要卯上。
那天后台真是安静，以往演出前扮戏的时候，大家都是你一言我一语地逗乐子，可那天没人说一句话。我知道，大家的心情都不好，都在考虑“以后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剧团里谁都知道，现代戏不上座，卖不出钱来，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呀？我牢记焦叔的话，跟现代戏有关的话不要说不要问，只听领导的，反正天塌下来压死的又不是我一个!
我发现，那天晚上的演出，大家特别卖力，好像个个都精力非常非常旺盛似的，平时能见到的懒散劲那天也看不到了。
演出结束后，观众散去了，所有的演员都站在一起，看着行头、盔头、刀枪把子装进大小衣箱，关上箱盖，贴上封条。我明白，从这时起，演员们都要跟这些道具永远告别了。这种情景跟战士离开枪、骑兵离开马一样，让人心里十分难受。可是，谁也不敢流眼泪。唉，就让眼泪流到肚子里去吧。
封箱仪式结束、大家解散以后，我跟师父一块走，说是送师父回家。师父几次要我别送了，我撒娇地说“要送嘛”。师父盯了我好一会儿，小声问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告诉我？”我说是的。师父抓住我的手来到一个偏僻处，那个架势就像宋江拉着刘唐来到一个偏僻的酒店一样，说：“这儿没什么人，你有话快说。说完，马上回宿舍去！”我把焦叔告诉我和爸爸的事情全告诉了师父。师父听了，对我附耳言道：“这种事太重要了，牵涉到第一夫人，非同小可，可不敢乱说。你不要再告诉别人了。这种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安全。你快回宿舍去吧。”我说：“师父，我只再说一句——我爸说了，最好对师娘和小昆也别说。”师父说：“那是自然的。我不是说了吗？这种事知道的人越少越安全。让你爸爸放心。他这么信任我，我怎么能给他惹麻烦呢？快回宿舍去吧。”我嘴里答应着，转过身一溜烟跑了。
后来的几天，我不知如何是好：早早起床练功吧，以后不演传统戏了，练功有什么用？不练吧，总觉得不能把多年来练成的功夫就这么丢了？想想十分心疼。看来，拿下《闹天宫》和《徐策跑城》，像郭玉崑和陈鹤峰那样成为名角儿，这辈子是不可能了。这些年的立志和努力全白费了！我好难过！
这几天剧团上演的都是现代京剧，有《千万不要忘记》、《豹子湾战斗》、《赤卫军》、《白毛女》、《红色娘子军》、《朝阳沟》等等，没多少人看。那天演出《千万不要忘记》，是阶级斗争的题材，观众很少，连前三排也没有坐满。那出戏师父去主角丁海宽。为了演好这个角色，师父花了好一段时间研究工人，特别是老工人，还按照布施仁的安排到市里手扶拖拉机厂劳动去体验生活，又去汉口看武汉京剧团演的同名戏剧。团里彩排，布施仁看了挺满意。谁知道，一公演竟然卖不出票，几乎见不到喜欢这出戏的观众。师父坐在后台只是不停地抽烟，不跟任何人说半句话。完戏以后，也不上台欢送观众，有人请他，他也不动，还连连叹气，喃喃自语：“几十年啦，还从来——唉！这是怎么了？怎么了？”我看着难受，知道他是自尊心受到了严重打击。他从艺几十年，从来没有见过他主演的戏会这样受到冷落，看到观众只有这么几个人，简直气炸了肺，心里有气却不敢发作，只能憋着，憋得非常痛苦。
我陪着师父回到家。师娘看到他脸色难看，立刻就明白了，赶忙说道：“干什么要愁成这个模样，至于吗？不就是不演老戏吗？不演就不演，卖不出票也不用你着急。今年搞四清，剧团已经改制了，改成国营的了，反正每个月公家给钱，旱涝保收，我们有吃有喝就行了。戏剧改革这么大的事，你管得了吗？是第一夫人管的事情，你就少操心，别到时候弄个帽子戴在头上，把儿女们给害了。”师父有个特点，就是每当师娘说他，他都不言语。这回也一样，只是连连唉声叹气。
我没回宿舍，而是回到家里。爸爸问我演出的情况。我说：“没什么人看戏。”爸爸说：“我不吹嘘我有先见之明，这种情况我早就料到了。我就不想看现代戏。看现代戏还不如看电影哩。不信，你问你妈。”姆妈说：“尚泰，你爸确实早就跟我说过。没想到，还真是那么回事。幸亏剧团改制，成国营的了，不然的话，卖不了钱，大家都喝西北风吧。”
我还知道，自从剧团改制以后，每个月工资照发，旱涝保收，好多人不像从前那么求上进了。从前，一些人常常因为剧团领导没有给自己派活而生气，一些青年演员没有能出演大戏而发牢骚。现在也不计较了。演现代戏不上座，演员们没有压力了，更是懒散得厉害，基本上是吃老本。听说，梅兰芳每天下午四点钟以后就不怎么说说笑笑了，跟他说话也不怎么搭茬，原来他已经在入戏了，进入了即将演出的状态。他把演戏当成非常严肃的事情，绝不糊弄观众，态度是极其认真的。难怪他能成为艺术大师哩！那像我们剧团的一些人呐！我觉得，像这样下去，剧团还像剧团吗？焦叔说得对：“京剧几百年形成的好传统怕是要完啦！”爸爸听了这话，只是摇头叹气。有一次，我在江边散步，碰见了我小学的一位教过我语文的曹老师，他一看见我，就抓住我右膀，轻轻地说：“不是说百花齐放吗？怎么现在不让演传统戏啦？现代戏究竟怎么样，可以跟传统戏竞争嘛，看观众喜欢看哪一种戏？干吗强令停演传统戏呢？现代戏没几个人爱看，为什么不停演呢？说起来现代戏反映的是现实生活，其实现实生活比现代戏更精彩，我看现实生活就可以了，何必花钱进戏院呢？我现在完全糊涂了，不知道上面是怎么想的！纳闷儿！”我牢记焦叔的话，跟戏曲改革有关的话不要乱说，那是第一夫人管的事，碰不得的，不然会惹麻烦，于是我对这位头发开始变得花白的老师说：“老师啊，上面眼光远大，我们只有紧跟，不然会犯错误的呀！”老师显然明白我的心意，摇了几下头、叹了一口气就没有深谈下去。
老师的情绪显然影响了我，我虽然装模作样地说得那么平和，那么政治正确，但是我的内心的震荡不会比曹老师的好些。我最不高兴的是今后再也不能演《闹天宫》不能演《徐策跑城》了，那怎么成为小余盛昆、小郭玉崑、小陈鹤峰呢？当年的志向是永远也实现不了啦，以前练过的功算是白费了？我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个现实，甚至产生了憎恨这个现实的心理。师父他们已经成名了，可我离成名还有十万八千里哪，这尽唱现代戏，那我什么时候能够成为名演员呢？成不了名角儿，那老太爷的那个万金遗嘱不就落空了吗？
我把这种心情告诉给师父。师父大吃一惊，说：“你这些想法跟别人说过吗？”我说“没有”。师父喘了一下，接着说：“那太好了，幸亏没说，不然出了事，谁也救不了你。”晚上，完了戏，师父在后台大声说道：“尚泰，到我家去吃夜宵。”我说“我不饿”，可是看见师父瞪了我一眼，马上就改口说：“是师娘做的馄饨吧？那我爱吃。我去！”
来到师父家里，跟我说：“今儿没准备什么吃的。要是别人问你，你就说吃了师娘做的馄饨。小昆，你们也记住了，就说你们师兄吃了馄饨。”师父把我带到他寝室了，说：“我琢磨了一下，演好现代戏还是得练功。刀枪把子不必练了，可是跟头还是得练。演《飞夺泸定桥》、《豹子湾战斗》还是得翻跟头，不练，跟头怎么漂得起来呢？”我觉得师父讲得有理，就点了点头。师父又说：“传统戏有韵白，现代戏没有，可是还有京白。这念好京白也是一门功夫，也得练。其他，像云手啊、扫堂腿、跑圆场啊什么的，也得练。看来，你过去练过的功夫大部分还是用得着的。所以，你还是能有所作为的，不要灰心丧气。”
听了师父的话，我仿佛看到了光明的前途，顿时浑身充满了劲儿。我说：“您说得太好了！我明白了，我仍然可以努力练功，把每个角色演好。”师父说：“不是有句老古话说嘛，事在人为。唱戏也是这样，戏在人唱。同一出戏，同一个角色，很多人都在演，可是有人演得好，有人演得一般，还有人演得不是玩意儿。这里就有个演员本人本事的问题。本事大的，就演得好；本事差的，就演不好。郭玉崑演《闹天宫》，我也演《闹天宫》，可人家就演得比我好，为什么，因为人家的本事大呀，他那些玩意儿，我就是学不到手，没法儿比呀。我把我的希望全寄托在你身上了，指望你办到我一辈子没办到的事情。郭玉崑的拿手绝活——宝剑入鞘，你练成了，我还没练成。看来，指望你办到我没有办到的事情，估计没有大问题。尚泰，你明白师父的心意了吗？”
看到师父对我有这么大的希望，还有这么高的评价，我激动得快哭了。我不敢说话，生怕眼泪会涌流出来，就只是一个劲地点头，然后鞠了个躬，走出师父的家门。等走到宿舍外面马路上，我再也忍不住了，就让眼泪尽情地流淌。路边有个公共汽车站，没一个人，我坐在钢筋做成的座位上擦干了泪水，回到剧团学生宿舍。
第二天，布施仁召开全体演员大会。他说：“这段时间观众来看戏的很少，听说有些人心里很不满，脸色不好看。今天，我要谈谈这个问题。演现代戏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需要，是时代的需要，也是人民的需要。有人会说了，是人民的需要，怎么来看戏的人这么少呢？我告诉大家，现在来看戏的少只是暂时的现象，用不了多久，来看戏的会越来越多，买票会抢得打架。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反正我信。一个新事物诞生的时候，总是弱小的，而且不被大多数人理解，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新事物表现出它强大的生命力，表现出它多方面的优越性，理解它的人就越来越多。革命现代京剧就是这样的新生事物。我是充满信心的。这里，我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做革命的绊脚石。今年，北京搞了革命京剧现代戏汇演，江青同志还讲了话，题目叫《论京剧革命》。这个题目就提示我们，演现代戏是一场革命，那么我们演现代戏就是在参加社会主义革命。这是非常光荣的。既然是一场革命，我们就要有革命的姿态。一天到晚发牢骚、心里不高兴，这可不符合革命的需要，是非常危险的。希望同志们严重注意这一点。要不然犯了错误，我也救不了你。”
他讲完了，照例演员们分组开讨论会。剧团分三个组：一个是担任领导责任的人和角儿们一个组，在团长办公室开会；再一个武戏组，在台下开会；一个文戏组，在台上开会。各个组讨论的气氛都很热烈，武戏组最闹忙，文戏组也不错。文戏组的朱珊玉声音沙哑但特别大：“听了布书记的讲话，我弄清楚了一个理，就是演现代戏就是一场革命。以前，我不明白这个理，今天终于明白了。我从小就有参加革命的愿望，可是我出生在解放后，没有赶上大革命时期，也没有赶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为此我好遗憾呐，抱怨我妈把我生晚了。今天听了布书记的报告，我明白了，我没有赶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可是赶上了戏剧革命。这场革命意义重大呀，我要积极参加这场革命，提高阶级觉悟，做一个合格的革命接班人。”武戏组的郑小龙更是激情满满：“今天听了布书记的报告，我才认识到，演现代戏不是换戏码那么简单的事，而是一场革命。今年北京现代京剧汇演，江青同志讲了话，她讲话的题目就是《论京剧革命》。她是毛主席的夫人，她的讲话一定代表了毛主席的意思。毛主席指向哪里，我就冲向哪里。四大名旦、四大须生演的全是老戏旧戏，没有一出戏表现工农兵的伟大光辉的形象，全是才子佳人、帝王将相，他们的演出活动根本不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需要。我们要走与他们完全不同的道路。我是工人阶级的子弟，更应该完全抛弃这些所谓名角儿的那一套。今后，我要在党的指引下，在剧团里就是在布书记的指引下，演好现代戏，做个革命人。”
他们两个人的讲话由主持讨论的人向布施仁汇报了。布施仁听得眉飞色舞，在全团总结会上还感叹地说：“到底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后代，阶级感情就不一般，对党的号召理解得就是深刻。”还对剧团那些角儿们发问：“你们的孩子能说出他们这样的话吗？”剧团的角儿们显得十分尴尬，都没有抬头看着布施仁。布施仁接着说：“你们深受老戏的影响，你们的孩子深受你们的影响，思想感情中充满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腐烂垃圾，怎么可能说得出来那两个孩子的话啊！这就是什么种子结什么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以后剧团培养的重点必须放在工人阶级、贫下中农的子弟身上，这是阶级路线问题。希望剧团的角儿们、给学员教课的老师们要严密地注意这一点。”
宣布散会后，演员们又是以前所未有的沉默离开剧场。布施仁看着演员们只是冷冷一笑，摇了摇头。看到剧团“大当家的”这种神情，我心里直打鼓，不知道他下面又准备干什么。但经验告诉我，那些角儿们又要挨批了。
果不其然，过了几天，师父就病了，后来知道跟布施仁的批评有关。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布施仁召开关于培养剧团演员接班人的会议。原来，我们剧团一九六三年的下半年第二次招生，招了一批学员，大部分是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弟，也有一些工人阶级同盟军的子弟。经过一年多的基本功训练，布施仁觉得差不多了，该让他们上台了，说是要把“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体现在京剧教学上。因此，他召集角儿们开会商量这事儿。在会上，他又一次强调阶级路线，说要重点培养工人和贫下中农子弟。话说到这儿，角儿们都没言语，问题出在具体的人头上。布施仁提出要重点培养朱珊玉、郑晓龙，要姜尚梅老生培养朱珊玉，要汪丽彩老师配合教学，要赵宝魁老师培养郑晓龙，并且要求他们做到半年出成果，两年就成角儿。
汪丽彩老师觉得朱珊玉的嗓子不怎么样，唱起来经常黄腔跑调，纠正多次也不见效，认为很难培养成材；不过，她基本功不错，按武旦培养也许还行。赵宝魁也认为郑晓龙很不会做戏，怎么辅导也不行，还听说他只想当老生，说是可以演共产党员，不想当丑角，说工人阶级的子弟怎么能演丑角呢，专门给人家逗乐子，当丑角就不能表现工农兵的光辉形象。
布施仁说：“他想演老生，可以嘛，就请邓崇余同志教他吧。”邓老师说：“这家伙培养不出来。为什么？我观察过，他练功怕吃苦，至今基本功也没过关，表演的时候身子僵，嗓子又沙哑，高一点的腔就上不去。我怎么教他？”
布施仁严肃地表示：“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团应该多多招收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的子女，以充实演员队伍。我们解放军就是大量吸收工人、贫下中农的子女，才保证了军队的政治素质，所以战无不胜。我们剧团要成为符合社会主义制度的剧团，就必须多多培养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子女，这样才能出好演员。这是个原则问题，我们要坚持，绝不动摇。”
我师父本来不打算在会议上发表意见的，但是听了布施仁的这番高论，心里实在别扭，又不敢站起来表达意见，就小声地嘀咕了一句：“四大名旦、四大须生都不是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没想到，布施仁耳朵挺尖的，听到了我师父这句牢骚话，马上接过来说：“这些人出名是旧社会那个环境造成的。你以为他们有多大本事啊！他们适应了旧社会的需要，是为旧社会服务的。你要不信，就请他们来演演工农兵的形象，肯定演不好。他们在新社会没有代表性。旧社会是不会让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子弟出名的。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工农兵要占领舞台，四大名旦、四大须生已经过时了。老余啊，我看你呀，身子在社会主义社会，可是思想还停留在旧社会哩，危险呐！其他同志也要注意啊！”布施仁把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谁还敢多嘴多舌呀！我师父已经吓得额头上尽是汗渍，散会后，他主动找到布施仁承认错误。布施仁倒也大度，没怎么批评师父，只是说：“老余，你真得好好改造思想啦！你思想感情上的非无产阶级影响一定得赶快革掉，把屁股移到无产阶级方面来，彻底清除掉头脑里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甚至反动思想。不然，在戏改的过程当中会犯更大的错误，弄得不好，可能滑到反革命那边去。到那时候，我想帮你也帮不成啦！听说，四大须生之一的谭富英就是因为实在跟不上戏改的步伐被要求退党了！”
师父原来只是额头上有点汗渍，听了布施仁的教导以后，特别是听到谭富英被要求退党的事，顿时出了一身冷汗，整个内衣全湿透了。回家的路上吹了风，晚上就头疼脑热起来，在床上躺了几天。
那几天，恰巧我爸爸身染重病，胃溃疡，住进市立第一医院。我妈得上班，只能利用晚上的时间照顾爸爸。我跟剧团领导请了假，白天到医院陪护，晚上累了，就在家里休息。所以，师父病倒在家的事我并不知情。后来，爸爸病情大为好转，我才回到剧团。
一回剧团，就撞见师弟云飞，他说：“你这两天到哪儿去了？你师父这几天病了，没上班，在家里躺着哩。好像是发高烧吧。”我说：“哟，病得不轻呐！我爸爸这几天胃溃疡住院，我妈又得上班，我只好请假去照顾爸爸。也没人上医院告诉我。”云飞哦了一声，说：“我说嘛，你师父待你那么好，把你当儿子看，你怎么会不来探望你师父呢？人言可畏啊！嗷，你现在先去你师父那儿吧。”
我当然是得这样啊，就立马赶到师父家里。
没看见小昆，他妹妹玉凤在家。玉凤是小昆的么妹妹，还不到六岁。她一看见我，就说：“师兄来了！爸爸前两天发烧，吃了药，打了针，才退了烧，只是身上软绵绵的，提不起精神来，只想喝点水，喝点米汤。”我问：“凤儿，师父现在怎么样？”凤儿说：“他正在睡觉。”这时，里屋传来师父的声音：“谁在睡觉啊？凤儿，谁来啦？”凤儿说：“师兄来了。”我往里屋走，边走边说：“师父，是我。我来晚了。”我走到师父旁边，坐在床沿上，说：“我爸爸这几天胃溃疡住院，我妈得上班，我就去照顾爸爸，也没人上医院告诉我您生病的消息。”师父哦了一声，问道：“你爸爸的病严重吗？”我说：“没事儿！他是老胃病，以前也住过医院。”
我问师父这次怎么会发高烧的。师父叹了口气：“身上出了点汗，被冷风吹了一下，就这么病了。唉，人老啦，就没用了，一吹风就病了。将来，你老了也一样。”说着，笑了起来。
忽然，里屋门口传来师娘的大嗓门：“尚泰，你别听你师父瞎说。他这次啊是吓病的。”师父赶忙坐起来说：“凤妮，你这么大嗓门，是怕左邻右舍听不见呐！”
我站在一旁，愣愣地看着他们。
师娘进了厨房，我问师父是怎么回事。师父先是沉吟不语，接着摇头叹气，始终一言不发，面带悲戚。我问：“是不是布书记又批评您了？”师父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还是一个劲儿地摇头，说了一句：“这知识分子要改造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哇！我都不知道要改造到什么程度才算完哩！”我一向对布施仁不满，怨他老是整我师父，估计这次他又欺负师父了，心中不服，就请师父跟我说详细点。
师父用左手拍了拍我的右膀，轻轻地说：“尚泰，人生的风浪太险。你还是不过问为好。以后，上面怎么说，你就怎么说，上面要你干什么，你就乖乖地干什么，千万不要惹剧团领导，不然的话，将来你就演不成戏、当不成主角了。听师父的话，没错的，啊！”
这时，凤儿跑到里屋门口说：“师兄，我妈叫你去帮她洗菜。”师父轻声说：“尚泰，你师娘有话跟你说，才找个借口说是洗菜。她说什么，你只管听，别跟着乱说就行。”我点头应了一声，就起身去厨房。
师娘见了我，果然没叫我洗菜，却说起师父生病的缘由：被布施仁批了一顿，特别是听到谭富英被要求退党的消息，吓得出了一身汗，回家的路上吹了冷风，这才病了。我知道谭富英被要求自动退党的事，布施仁在批评师父的时候提到谭富英退党，明显地是在警告师父，暗示也可能让师父退党，师父当然怕啊。师父是高级知识分子，属于思想改造的对象。他手里本来就没什么政治资本，好不容易在五十年代弄到一张党证，这党证可是师父的护身符啊，要是被退了党，那师父还有什么法宝能保护自个儿呢？保护不了自个儿，那怎么保护一大家子呢？那些右派的遭遇就是榜样啊，谁看着不怕呀？难怪师父听到谭富英退党的话会吓出一身汗呢？没病也给吓病啦！我不敢把我的想法告诉师娘，怕她更担心，就说：“布书记不过就是随口说说，那会真把师父弄退党呢？谭富英退党是惹了第一夫人，我师父可从来没有惹过那个大领导哇。师娘，您呐就放一百个心吧！”说完，我还笑了起来。师娘嗨了一口气，说：“要真是这样，我就不着急喽。这几天呐，我常常睡不好觉哇，有时候想着想着就把凤儿紧紧地抱在怀里啦。”说到这儿，她眼泪就刷刷地流下来了。我明白师娘是怕师父倒霉了孩子们会跟着遭罪，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我再没有多说什么。
过了几天，爸爸出院了，我请假去接他回家。到了家，刚坐定，我就忍不住把师父的事告诉给爸爸听了。我以为爸爸会激动的，没想到，爸爸平静地说：“这几天，我躺在医院里，想了好多事儿，特别是你焦叔来看望我跟我聊天讲到的事儿，我觉得，你师父这件事不是偶然的，不是个别的，它反映了眼下整个社会的状态。从六二年强调阶级斗争起，社会的气氛就越来越紧张了，到处在抓阶级斗争。其实，哪来这么多的阶级斗争呐？要真有那么多的阶级敌人，那不等于说，共产党这么多年治理中国失败了吗？敌人越来越多，说明治国治得不好嘛。这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啊！上面是怎么想的，我怎么也搞不明白。”
看着爸爸一脸的困惑，我就更困惑了。我连我们小年轻当中的一些事儿都弄不清楚，哪里能明白大人的心思呢？但有一点是明白的，那就是爸爸在发牢骚，在发泄不满。
甄小姐，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不知道对社会状况发泄不满是什么后果。那时候，你只要批评了社会上被官方认可的某种现象，就会被官方人物认为是对现实社会不满，是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要是你家庭成分好，那就挨顿批评，是公开批评，让单位的同事都知道；要是你家庭成分不好，是五类分子，或父母有政治问题，你除了挨公开的批评外，还会由领导班子给你下政治结论，塞进档案袋，跟你走一辈子，无论你到了哪里，哪里的领导甚至普通群众都会知道你有政治问题，这样，政治运动一来，往往就拿你当整治的活靶子。我当时怕爸爸的这种情绪被别人知道，报到单位领导那儿去了，爸爸就要倒霉了，我也跟着倒霉，正像师父说的那样，演不成戏了，当不成主角儿了。
我劝爸爸想开点。爸爸说：“我当然想得开。要是想不开，早就死了，死了几回了。以后不要乱讲话；我说的牢骚话，我和你焦叔聊天说的话，你只管听，就是不能出去乱说，再好的哥们也不能讲。”我说：“爸爸，你放一百个心，我也不小了，是非轻重听得出来，不会乱说的。我对小昆都没有说什么。师父有些话常常只跟我说，连小昆也不告诉。”
爸爸皱紧了眉头，喃喃言道：“你焦叔说得对呀，老百姓连说话都要瞻前顾后，不能畅所欲言，说明这个社会不正常啊！这是怎么搞的呢？”
八
一九六五年二月份，我在后台看到了一份中央文件，题目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听年纪大的人讲，上面规定了，这个文件要在各个单位张贴。
我带着浓厚的兴趣认真阅览。我当时十七岁，头脑简单，又一直生活在城市，对农村一点儿也不了解，所以看得稀里糊涂，不明究里。问旁边年纪大的人，都是哦哦啊啊的，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不过，文件里有一句话给了我极大的震撼。这句话就是：“当前农村存在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我不懂阶级斗争这个词儿，可我知道“严重的尖锐的”这两个词儿的份量，一定是指农村的阶级斗争厉害得不得了。
我想：“我们剧团还好，平水市也还好，都很平静，没想到农村会闹得这么厉害！”这是怎么搞得呢？
我去问师父。不料，师父比我还糊涂，他说：“前些日子，有几个农村的朋友到家来过，他们说，经过这几年的四清运动，他们那儿非常平静，多吃多占的干部都挨了斗，检讨的检讨，退赔的退赔，干群矛盾都解决了，地富分子都老老实实的。还跟我说，要是工作累了，就到他们那儿玩几天，清闲清闲。现在，文件上说农村存在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我怎么也想不明白，我那几位农村朋友难道在说瞎话骗我？我只是个演员，又不是什么大领导，有必要骗我吗？是文件对呢，还是那几位朋友对？”
我本来就不了解农村，现在听师父这么一讲，我就更糊涂了。我把我的心情告诉爸爸。爸爸说：“农村那有什么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呐？我看平静得很。不过，既然中央文件这么讲，你公开叫板是要自找倒霉的。我们就根据文件讲。你还记得你焦叔说的话吧，现在上面这么强调阶级斗争，我们只有跟着的份儿，免得惹祸上身。你得注意了，你师父讲的那些话，我刚才说的那些话，你听听就行了，千万不要说出去。你太爷爷当年在宫里做事，要是被人抓住胡乱分析，给我们找麻烦，我也是在劫难逃哇。在外面千万别惹事，特别是别跟当领导的闹别扭。他们手里掌握着我们家的档案，把他们惹恼了，他们把档案抛出来，发动群众整我们，老百姓肯定是听当官的，那我们是招架不住的。唉！”
听爸爸的话，听得我是毛骨悚然。我第一次知道，我们家有把柄在别人手里，弄得不好，就会祸从天降。以前，我想，太爷爷在宫里做事，也是为生活所迫，没有办法，又不是我们家愿意为清朝统治者服务。现在看来，一旦被人拿出来说事，也可以成为欺负我们的借口，我们全家也说不清楚。这倒是个严重的问题哩！爸爸在单位的一些讲话稿，我看过，调子高得很，充满了革命豪情。如果只看讲话稿，还以为爸爸是共产党员哩，可是在家里完全不是一回事，满脑子尽是想不通的问题，牢骚话一车一车的。爸爸这么做，说难听点儿，是“狡猾狡猾的”；说好听点儿，是为了避祸，像姜维一样。爸爸的苦心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家呀，我理解爸爸。所以，爸爸无论讲了什么话，我都不能说出去，保住了爸爸，也就保住了我和我妈。
这天，剧团召开全体演员大会，布施仁照例又讲了一通。他说：“四清搞了几年了，现在不但没停下来，反而抓得更紧了。为什么反而抓紧了呢？二十三条里面讲得很清楚，现在城乡存在着尖锐的严重的阶级斗争。自从大搞四清以来，阶级敌人知道他们的末日到了，所以反抗得非常疯狂。这样，阶级斗争就变得尖锐严重起来。我们要认清这个形势，別只想着过太平日子，要随时准备投入阶级斗争中去。”
他喝了一口茶，接着说，“四清的内容之一是清思想。我想着重谈一谈这个问题。我们剧团是文化单位，把为工农兵服务作为自己的方向，以表演工农兵的光辉形象为工农兵服务。那么，我们剧团是不是每个人都这样想的呢？我看不一定！前几年，我就批判过‘京剧姓京’这个错误的提法，指出这个提法歪曲了我们社会主义剧团的性质。我们剧团应该姓社，就是社会主义，应该姓马，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是我们剧团的本质，而京剧姓京这个提法，没有表明我们剧团的本质。如果这个提法被肯定，那么汉剧就得姓汉，楚剧就得姓楚，淮海剧就得姓淮海了。这不可笑吗？严重的不是可笑，而是可怕，可怕在哪儿？就是忘记了为工农兵服务这个宗旨，忘了塑造工农兵的光辉形象。京剧姓京这个错误提法的流毒是不是已经肃清了呢？我看不一定肃清了。希望在这次四清中彻底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思想上政治上的阶级斗争。”
布施仁又喝了一口茶，还用右手的拇指、中指、食指在他喉结部位捏了捏，接着又讲:“我们剧团思想上的问题还有哩。我们知道，培养革命接班人是一个意义深远的战略性问题。我们所需要的接班人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可是剧团里竟然有人经常跟青年演员、特别是学员说什么，‘要想人前显贵，就得人后受罪’。这是在鼓吹什么？这不是鼓励年轻人牢牢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念，而是鼓动成名成家。同志们，你们好好想一想，都去成名成家，谁来当普通劳动者呢？都去当角儿，谁来当配角、谁来跑龙套呢？没有配角，没有龙套，那一场戏还怎么演呢？《挑滑车》，只有一个高宠，没有众番兵，没有黑风利，你让高宠一个人怎么演？別说大戏了，就是小戏也演不成。《苏三起解》里面，只有两个人物，苏三是主角，崇公道是配角，如果没有这个人物，光一个苏三怎么演呢？这么一看，就知道鼓吹成名成家的言论该有多么荒唐啦!”他捏紧拳头挥舞着说:“我们剧团要想健康地发展，必须清理、批判这些错误的思想。这是我们这次四清运动应该达到的目标。”
在他讲话的过程中，我多次看师父，看到他一直用手或者用手绢擦脸。有的人也经常扭过头来看他。我感觉师父好可怜呐!他辛辛苦苦十几年为剧团的发展劳心费力，为培养青年演员劳心费力，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吧，可还是一直让这个布施仁不满意，总在找师父的麻烦。京剧姓京，明明是说京剧应该有京剧的特点，跟京剧的政治属性有什么关系？要想人前显贵就要人后受罪，是在勉励年轻人不要怕吃苦要练好基本功，跟成名成家有什么关系？这个布施仁胡乱分析问题实在是可恶!
我那时年少气盛，准备站起来反驳布施仁，为师父说几句公道话。我举手示意要讲话，没想到，布施仁没有理睬我，宣布按小组讨论，还要各小组组长做好发言记录。
我想，也好，在小组讨论时也可以发言表达自己的看法。
在小组讨论会上，我慷慨激昂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最后又多说了几句：“我有一点不明白，想提出来供大家参考。二十三条上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师父是演员，只是一个支部委员，为什么剧团搞四清把矛头指向他。我想不通。我认为这样搞是不符合运动的大方向的。”
我看了看其他人。他们都没说话，只是有人点了点头，多数人表现出正在深深思考的样子。甄小姐，你问我这些人是不是真的在思考，这，我就不知道啦。不过，有一点我是知道的，就是没人敢接我的话茬。
后来，小组会冷了场。再没有人发言。
下午，剧团召开全体会议。
布施仁首先讲话：“上午各小组讨论会开得还可以，一些同志积极发言，批判京剧姓京，批判要想人前显贵，就得人后受罪。这些都是正常的方面，应该提倡，应该发扬。不过也有不正常的方面。有人放出冷空气，说什么这次运动的重点应该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掌握权力的当权派，不应该指向演员，具体来说，就是不应该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余盛昆同志。这种说法，貌似有理，其实十分荒唐，也十分危险。孟尚泰，你就是这样说的吧？我要告诉你，你有这样的想法是太危险了。你师父余盛昆同志是剧团党支部委员，又是副团长，手里掌握着很大的权力，你说他是不是党内的当权派呀？当然是的，他分不清社会主义国家的京剧应该姓什么，又鼓动青年演员和学员成名成家，这是在引导青年走社会主义道路吗？所以，你师父符合二十三条关于运动重点的情况，因此批判他的错误思想有什么不对呢？你年纪不大，社会阅历太浅，希望你多听听长辈的教导，千万不要胡言乱语，给自己找麻烦。你年纪还小，我不跟你计较，但你也得注意收敛点，別当运动的绊脚石。你要是坚持到底，别到时候怪我没跟你打招呼。”
然后，他面向所有演员说道:“现在是非常时期、敏感时期，注意别犯错误，否则会影响自己的前途的。”
有些积极分子发言，批判我的态度，说得可难听了。郑晓龙就说我不但想当小余盛昆，还想当小郭玉昆。
我当时就是想不通，总觉得布施仁在保护自己，牺牲别人，因此还想辨论几句，于是身子动了一下。这时，我听见一声怒吼:“孟尚泰，你小子别说话了，收敛点吧!”我听得出来这是师父的口音。咦！我为他鸣不平，他怎么还吼我？我顿时又委屈又生气又不明白。我不说话了。
布施仁说:“孟尚泰，你师父比你明白多啦，他都反对你，你还想强辩什么呢？”
我觉得这来自背后的一击，比什么打击都重，眼泪都快流下来了。
旁边有讥笑的声音。这些讥笑声像钢针一样刺在我心上，好疼好疼!
我再没力气争辩下去了，索性一言不发，别人说的什么我是一句听不进去了。就这样呆呆地挨到散会。
我回家找爸爸谈谈今天的事。
爸爸一直盯着我，耐心听我说完，特别听了我对师父的抱怨，才说：“你还是太年轻了!你不懂啊，你师父那是在保护你啊！你想啊，他布施仁是剧团的最高领导，掌控着剧团四清运动的走向，你公然跟他闹别扭，他的面子往哪儿搁呀？他要借此整你一顿，你跑得了吗？那些想拍马屁的人正等着他发号施令哩。你师父是过来人，当然知道这种门道，为了保护你，就故意吼你一声，让人知道他并不领你的情，布施仁会心满意足，认为你受到难堪，就放过了你。记住，在政治运动的当口，别跳出来闹，那会让领导把你当靶子的。你周围的人巴不得你这样做，领导整你，他们就没事了，乐得平安无事。告诉你，小子，以后见了布施仁，你得服软，他怎么教训你，你都点头哈腰。等风头过了再说。明白了吗？”我妈也在旁边数落我，说我傻，抻着脖子给人砍，让别人看热闹。
我那时真的是太年轻了，不能充分理解爸爸的话，觉得爸爸怎么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以前那个大大咧咧无所畏惧的爸爸不见了。政治运动的残酷，我只听说过，还从来没有见过，所以带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架势。不过，有一点是明白的，在这运动当口还是小心为妙，别惹火烧身。自己惹了麻烦，也会给爸妈惹来麻烦。
回到剧团后，已经比较晚了，总在十点钟以后，见四下里静悄悄的，便蹑手蹑脚地回到学员宿舍。没想到，师兄弟们都没睡着，正在小声议论纷纷，为我鸣不平，抱怨我师父。我没言语，只是脱衣服上床。云飞说：“师兄回来了。我们刚才议论了半天，为你鸣不平。你帮你师父说话，你师父反而吼你，这太不近人情了。”旁边的师兄弟们也附和着说。
听到师兄弟们如此同情我，我感到万分温暖，一阵委屈感顿时涌了上来，几乎要说几句抱怨师父的话来。就在这一瞬间，爸爸的紧绷着脸的形象出现在我面前，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接着爸爸平时要我尊敬师父师娘的话语响在耳畔，我马上觉得绝不能在他人面前说一句半句抱怨师父的话，就把委屈感压制下去，轻轻地说：“师父是在保护我啊！你们想想，我要是争辩下去，是会让领导讨厌我的，对我有什么好处呢？我师父想得周到，不希望我犯错误。我不抱怨师父，相反我感谢师父。再说，师父教给我一辈子吃饭的本事，我谢还来不及哩，怎么能抱怨他老人家呢？”
师兄弟们听我这样说，就都不再说话了。他们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反正我不能抱怨师父。师父挨了布施仁多次批判，心里够难受的，我怎么能再让师父为难呢？打死我也不能这样做。爸爸要是知道我在剧团抱怨师父，一定不会饶过我的。我妈也不会饶过我。我曾祖父在李莲英失势以后仍然善待李莲英，我师父不管怎么说总比李莲英强得太多啦，我更得要善待我师父。要不然，我还是个人吗？这么一想，我心里安定多了，睡意就上来了。
第二天，剧团排戏，是《沙家浜》。李团长通知我，我演程谦明程书记。我说:“李团长，我不是一直在演郭建光的吗？怎么突然把我换下来了？”李团长微笑着说:“革命青年要有组织观念，服从组织的安排。这是布书记的意思。他说了，要给工农子弟多提供演主角的机会；过去演传统戏，你的功夫好，演出的次数够多的了，现在演现代戏，一些难以演好传统戏的青年演员，尤其是工农出身的演员也可以上台大显身手啦，我们就让他们表演吧；出身工农的演员演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最合适。布书记说得很有道理，你应该听他的话。哦，他还说了，你的跟头好，演完第六场《授计》还得赶第九场，表演新四军翻墙进胡传魁家里和后面的大开大。尚泰，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但是我相信你能自己说服自己，服从组织的安排。演郭建光、演程谦明都是演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性质是一样的。” 甄小姐，剧团领导把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我还能说什么呢？看来师父说得对呀，得罪了布施仁就演不成戏了。这次能让我演一个二路就算不错的了。我强忍着眼泪，坚持把戏排完。那个替换我演郭建光的郑晓龙，排戏的时候脸上常常表现出得意的表情，看着我微笑。显然是在气我。我当然气得要命，根本不理睬他，心想:小子，以后的路还长着哩，你小心別在台上出洋相。
两天后，我去台上练功。自开始演现代戏，我只能练虎跳、踺子、前扑、小翻、小翻提这些现代戏中武打用得着的跟头，像旋子、扫堂腿这一类偶尔练练也行，反正现代戏里用得也不多。大快枪、小快枪、打出手、大刀会也都不练了，耍鞭、耍槌就不用练了。布施仁说，那些玩意儿只是表现演员的技巧，对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形象没有丝毫作用。那些对表现无产阶级革命英雄形象没有多大用处的玩意儿练它干什么？像《天女散花》当中耍绸带就不需要练了嘛，革命者在台上耍绸带干什么？搞娱乐吗？这不穷逗吗？我想，照他这么说，那个宝剑入鞘也不能练了。我心里实在舍不得。跟爸爸说了。爸爸说：“在剧团不能练，就在家里练，我跟你妈当观众。他布施仁还管到我们家里来啦!”所以，我经常悄悄回家里练，顺便吃一点妈做的馄饨、饺子和肉羹。
这天，一大早，我去台上练功，看见小昆、小魁他们几个人在低声议论什么，时不时还笑几声。走到他们跟前儿，小魁说:“剧团里要热闹了。”我问他怎么啦。他笑笑说:“有人在剧场大门上贴了大字报。”
我问大字报上是怎么说的。小魁笑着说：“还能怎么说？尽是批评的话喽。说那个演郭建光的嗓子沙哑，唱起来听得别扭。说《沙家浜》‘坚持’那场郭建光第一句开口第一个字‘听’就没唱好，不拐弯的，直筒筒的，还上不去。后面唱的像喘不过气来似的。看来郭建光没有饭吃，所以没劲儿，想抒发感情也抒不起来。说得有哏吧？嘻嘻嘻！”我问晓光知不知道？小魁说:“他知道。不知道是谁告诉他了，说大门外贴了大字报，是骂他的。他跑去看，当时就哭了，跑去告诉了布书记。听说布书记非常生气，说是剧团里有人搞鬼，挑动观众来骂晓光。”说到这儿，小魁低声说：“照他这么分析，他是怀疑你啦。你说实话，那天贴大字报的人是不是你挑动的，啊？”我把右手放在胸口，左手捏紧拳头举在脑袋旁边，说:“我发誓，我绝没有挑动哪个观众写大字报来骂晓光。我要是做了这个缺德事，天打五雷轰，永世不得超生。”小魁说:“师兄，我信得过你。你各方面都比晓光强，大家都看得见的，用不着请人骂他。”
我见小魁这样说，心里热乎乎的。
可是，让我最担心的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原来布施仁在全团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我。
那天下午，演员们照例排《智取威虎山》，互相指出并纠正表演不到位的地方。这是戏班里的传统，延续一两百年了。这样做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这样做可以让错误减少到最低限度，还可以把戏演得好上加好。戏班里有一种说法，就是“戏靠人演”。同一出戏，不同水平的人表演，演出效果是不一样的。你看，猴戏，好多戏班子在演，好多演员在演，可就是有人演得好，让观众久看不厌，有人演的就是差劲，看了一遍就不想看第二遍。这里完全由演员的本事来决定。你本事大，观众就捧你，愿意看你的戏，你演出，观众就抢着买票。你本事不大，演得一般化，吸引不了观众，观众就不买你的票。当然，光依靠一个角儿也不行，那些傍角儿的也得过硬，戏班里叫“硬里子”。一个角儿打出手，旁边那些投枪的没能好好干，那个角儿也没法打好出手。即使不是武打，而是人物之间对白也要配合得好。有一出戏，叫《九江口》，反映的是朱元璋跟陈友谅一场大战的事。朱元璋抓住了张士诚的儿子，杀了，派一个叫华云龙的冒名顶替去见陈友谅。陈友谅手下的大将张定边有怀疑，就亲自考察华云龙。华云龙能言善辩，外号叫“巧嘴华云龙”。在陈友谅面前，有一段情节是张定边连续向华云龙提问，华云龙一一回答。两人一问一答，必须非常紧凑，不能有一点停顿。这段对白说得好，就能把规定情境中的紧张气氛表现出来，能够大大地吸引观众，增强演出效果。著名演员袁世海出演这出戏去张定边，他说过，他跟别的演员演这一段戏，从来没有紧张的感觉，相当从容，唯独跟叶盛兰演的时候经常背上冒汗，连喘气都困难。为什么呢？因为叶盛兰嘴里来得溜哇，不给你半秒钟的停歇时间。要是演张定边的演员嘴巴不溜，在台上大喘气儿，那演出效果就差多了，观众就会不满意。所以，要演好一出戏，演员个人要加强基本功的练习，演员之间也要经常对词儿对练，达到在舞台上不出纰漏、表演能吸引观众的效果。
根据布施仁的安排，杨子荣由朱晓光扮演，理由是朱晓光出身工人阶级，杨子荣是共产党员，工人子弟演共产党员，名正言顺。布施仁指定我教朱晓光，说这是政治任务。甄小姐，那会儿，领导要你干什么都喜欢说是政治任务，一说是政治任务，接受任务的人就十分紧张，不敢有丝毫马虎，格外卖力。我当然卖力啊，一点一滴地教，像师父那样抠。没想到，晓光到布施仁那儿告状，说我故意刁难他，明明一个动作没问题，硬说我故意找岔儿为难他。布施仁问我怎么回事，我据实回答，说他基本功不过硬，很多动作做不到位，身子挺僵，还请布施仁当面检验。布施仁基本上是外行，可他看晓光的表演也看不下去。他面无表情地批评晓光几句，要晓光谦虚点，一切听从我的。晓光才不作声了。师父后来告诉我，他在旁边看着心里挺着急，心直跳，手里捏着一把汗，生怕布施仁会难为我。我告诉师父，像晓光这样的情况怎么能上台呀。师父严肃又严厉地说:“这就不是你该管的事儿了！让晓光出演杨子荣是剧团党委研究过的，是党的决议，说是要让工农兵的形象占领舞台就得要工农子弟占领舞台。你可千万别出头露面惹是非。现在强调阶级路线，办什么事都要向工农子弟一边倒。你可得注意了。你只管认真辅导，他不中用是他的事，赖不着你。听明白了吗？”我知道了事情的严重性，急忙点头称是。后来，我天天辅导他，他也愿意我教他，就是嫌我抠得太多太狠，常常撅着嘴，脸上老大不高兴的样子。我才不理睬他哩，反正师父怎么教我，我就怎么教他。
那天，演员们看见晓光实在不行了。那天响排，他在“打虎上山”那场，幕后的一句导板不行，“冲”字上不去，“霄汉”更上不去，趟马也不行，跳不起来，更要命的是，趟马以后累得气喘吁吁的，唱不出来了。旁边的演员都摇头，他本人也急得哭。布施仁在台下脸色非常不好看，右手直拍长靠椅的椅子背。李团长坐到他身边，对他说着什么。布施仁脸色更难看了。
戏还没排完，布施仁说现在开大会，马上就开。
演员们像接到圣旨一样顷刻间就坐在布施仁周围。布施仁满意地看了看周边，站起来说:“晓光，你说说，你趟完马以后怎么唱得那么费劲呐？”晓光哭丧着脸站起来带着哭腔说:“尚泰师兄说了，说我平时不怎么练功、不怎么调嗓子才这个样子的。”布施仁说:“晓光，你认为是这样的吗？”晓光点了点头，说:“不光师兄是这么说的，其他老演员也都这么说。”布施仁说:“那你认为他们说得对喽？”晓光说:“这么多人都这么说，那肯定是对的啊！”布施仁很不高兴地说:“你呀，太傻啦。你唱不出来，是因为你没有发挥无产阶级革命精神。同志们，我过去在部队干过，所以我先讲讲部队的例子。谁都知道，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消灭了八百万蒋匪军。凭的是什么？凭的是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部队也练兵，可是绝大部分战士并没有练成神枪手，也没有练成拼刺刀冠军，可是一样上战场，一样消灭成千上万的敌人。凭的就是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战争多么艰难呐，可是我们并没有先练成所谓基本功就上了战场，还取得了胜利，那为什么演一出戏就得先练好基本功才行呢？我总想不通这个问题。黄继光事先没有练习受了重伤也能跳起来堵枪眼的功夫，不是一样跳起来堵枪眼吗？他凭的是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精神。邱少云也一样，事先也没有练习大火烧身时能够趴着不动的基本功，不是也做到了在大火中一动不动吗？他凭什么？跟黄继光一样凭的是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看来，我们要搞好革命工作，必须具备革命精神呐。晓光，你是工人阶级出身，天生就具有无产阶级的精神，现在你应该发扬这种精神，不要把这种精神压制下去了。你对自己要有信心。我就不相信，非工人家庭出身的人能演好杨子荣，工人家庭出身的人反而演不好杨子荣。我决定，再演《智取威虎山》，还是要晓光演杨子荣。我要给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争光!”
布施仁宣布散会，演员们都闷声不响地站起来，缓缓走出剧场，各自回家。
我听出来布施仁在批评我，批评我用基本功来为难晓光。我心里非常不服，可是没有公开顶撞，这是爸爸和师父一再嘱咐过的，绝不能跟布施仁闹别扭，特别是目前四清这个大的政治运动当口，不能当出头鸟。我努力压制自己不服气的情绪，跑回家去告诉爸爸，请他帮我分析分析。
我告诉爸爸，布施仁举了黄继光、邱少云的例子不点名地批评我强调练基本功的话。爸爸只觉得布施仁是在胡说八道，却说不出个道理来，就带我去找焦叔请教。
焦叔听完我的叙说，笑了笑，说:“你们剧团那个书记呀，那是文不对题，用乡下人说的话就是牛胯里扯到马胯里。打仗又不是演戏，把两者混为一谈，说明你们那个书记不懂逻辑。唱戏是艺术，讲究夸张，讲究美，让观众看得舒服，看得过瘾。打仗能这样吗？打仗讲究谋略，讲究拼搏，要置敌人于死地。打仗免不了流血牺牲，那是光荣；舞台上能流血牺牲吗？演员翻跟头摔得头破血流是演出的失败，那是耻辱，属于事故。战场上流血是英雄行为，会得到表扬的，可是舞台上流血没人把你当英雄，还会说你不中用。尚泰，明白了吧？你们那位书记把两个不能比的事情拿来比，这是不懂逻辑。他到剧团来了这么多年，没什么长进。他是用部队里的那点经验看剧团，怎么看得明白呢？还不能批评他，批评他，他就说你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尚泰，你得注意啦，一定不要说他是外行。这种话犯忌。有些人当右派，就是说他们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要说嘛，外行领导内行也行，不过应该谦虚点，时时处处向内行请教，使自己变成内行。可是反右以后，有些外行领导以为有了尚方宝剑，以外行为荣，以大老粗自居，根本不向内行学习，还经常压制内行。尚泰，这是现实，你知道就行，千万不要说出来，免得惹麻烦。啊!”
听了焦叔的分析，我一下子明白过来了，难怪布施仁从不找角儿们讨论业务方面的问题，敢情他根本就不懂，也不想懂，还以当外行为荣。这小子!跟这种人在一个单位工作还受他的领导真是倒霉!
在回家的路上，爸爸一再叮嘱，焦叔的话只能闷在心里，绝不能说出去，不然，会给焦叔惹麻烦的。我连连点头。
赶回剧团，离开锣还早，我不慌不忙地来到后台，扮好戏，坐等演出。
別看布施仁在大会上说得气势汹汹的，真到演出《智取威虎山》的时候，他也掂量了一下，觉得晓光实在推不出去，于是想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就是在“定计”前面几场让晓光上，从“打虎上山”起叫我上。师父对我说:“尚泰，这回你可挣足面子了，布施仁让了好大一步，这你心里明白就行，不要说出去，也不要在脸上表现出来，免得他不高兴。你不知道，本来是叫云飞上的，杜老师坚决不同意，说云飞不行，别让他上台出洋相，云飞本人也坚决不同意，布施仁这才同意你上的。要是布施仁问你这方面的事儿，你要感谢他，就说谢谢领导给了我上台为工农兵服务的机会。记住了吗？”我说记住了。师父才放心地舒了口气。
小魁告诉我，布施仁还准备要志高上的，志高不肯，说自己是唱文老生的，演参谋长还可以，演杨子荣不行。我了解志高。他是老生邓崇余的儿子，嗓子好，像他爸爸一样工余派。他从五岁起，就常常在舞台上充当幼儿这种小角色。后来，进了戏校，唱老生，能够唱《乌龙院》、《失空斩》等剧目。我师父见他嗓门好，很冲，原本想教他《千里走单骑》的，培养他唱红生，无奈他武功不行，关羽的一些动作他做不来，师父只得放弃。志高哭过几次，恨自己当初没好好练功，现在机会来了却抓不住。我安慰他好多次，要他发挥自己的长处，把一般的老生演好。他很感谢我，所以我们俩关系很铁。他不明白布施仁为什么这样压制我。我说我顶撞过他，他因此不满，总想给我点颜色看看。志高很表同情。
后来，每当我想起这档子事，心里就五味杂陈。明明布施仁在压制我，我还得谢谢他给我提供了为人民服务的机会，这算什么事儿？我妈对我说了一句俗话帮我想明白了。这句话就是：“在人屋檐下，哪能不低头。”我心里还是别扭：难道剧团是他布施仁私人的？我在剧团工作是在他家的屋檐下？剧团是属于党和人民的，我凭什么给布施仁低头？我当时怎么想也想不明白。后来，我自己安慰自己:既然想不明白就别想啦，何苦白费精神？这么一想，心情就畅快些了。甄小姐，你说我这是阿Q精神。当年我那样的处境，不阿Q怎么行呢？哈哈!那年月，有阿Q精神的人到处都是。
九
六五年十一月份的一天，我在剧团食堂里吃过早餐，刚回到学员宿舍，一进门，志高手里拿着一张报纸就凑过来了，说：“尚泰，这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我说：“是什么文章啊？”志高拿起报纸，指着头版头条说：“就是这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我好多地方看不懂，想问问你。”
见他要向我请教，我就急了。我小学四年级进戏校，基本上没读什么书，看剧本倒是看过一些，可是中国四大名著就没有看过原著，至于世界名著根本不敢看，一看到那些个什么“罗夫”、“斯基”、“杰克”、“威廉”头都大了。我了解四大名著和世界名著基本上是从小人书上得来的。其他的一些人物传记、历史书籍也基本没看，肚子里没有积累多少墨水儿。不过，故事听了不少，也能添油加醋地讲给师兄弟们听。可能在他们眼里，我算一个见多识广的人。难怪志高遇到不懂的问题就来请教我。
海瑞这个人物我知道点，是大明朝的一位有名的清官，历来名声相当好。他最有名的一件事就是敢骂皇帝，骂嘉靖皇帝一心求仙问道，不管国家大事，在奏章里引用了民间的一句说法：“嘉靖嘉靖，家家干净。”把皇帝气得快发疯了。皇帝要杀他，旁边的太监劝皇帝别杀他，杀了他，反而成就了他忠臣的美名，皇帝您就成了有眼无珠的昏君。皇帝一听，只好算了。据说，后来嘉靖皇帝病死跟海瑞的这份奏折有关，因为这份奏折使皇帝对长生不死彻底失去了希望，就愁闷而死。海瑞是一个被世世代代的人们大加称颂的历史人物，因此戏曲舞台上有许多表现海瑞的剧目，俗称“海瑞戏”，跟“包公戏”一样，属于“清官戏”，久负盛名。师父和邓崇余老师经常上演海瑞戏，观众非常爱看，口碑好，票房也好。奇怪的是，怎么《海瑞罢官》这出海瑞戏会受批判呢？
更让我想不明白的是，这次批判《海瑞罢官》来头这么大，声势这么大！写批判文章的是姚文元。这个人物在一般老百姓当中没什么名气，可是在爱看书的人当中那名气可大了。新华书店里曾经卖过一本小册子，标题是《当国际歌响起的时候》。这本小册子是个小型的文集，《当国际歌响起的时候》是其中一篇文章，还有其他文章。最令人惊叹的是题为《录以备考》的文章，对《文汇报》新闻报道排版和对消息重要地位的认识进行评论，暗示《文汇报》配合右派分子向中国共产党发起猖狂进攻。我的一位小学同学曾凌峰，比我大三岁，一直爱好文史，对姚文元的这篇文章非常重视，曾经拿着小册子找到我，让我认认真真地看看，还说姚文元真了不得，居然能从没有声音的地方看出了问题，抓住了《文汇报》的政治倾向。他爱好京剧，经常请我给他唱几段京剧唱段。我是有求必应，随叫随唱，因此他总把我当小弟看，我也认这位兄长。有他保驾护航，谁也不敢欺负我。他要我好好看姚文元的文章，我自然看喽，可惜看不明白，只记得他对姚文元的夸赞，知道姚文元是个很有才华的人。如今，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那一定得认真地看。可是，我只有小学四年纪的文化水平，怎么能看得懂呕？我自个儿都看不懂，怎么帮助师兄弟们看懂呢？看来，又得去找焦叔或者凌峰了。
一天下午排完了戏，我吃了晚饭就去找凌峰。他正巧在家里。这时候，他已经读平水市一中高二了，在我眼里，他就是个学者。他见我登门造访，十分惊喜，握手，拍肩膀，热烈拥抱，嘴里说着：“角儿来了！得来几段吧？”我说：“这次上门是来请教的，请老大哥解除我的疑难。”他像做戏一样的看了我好一会儿，说：“老弟有什么疑难，尽管提出来，我保准不吝赐教。呵呵！”
我说明了来意。他说：“你问的可都是大问题，我也在考虑之中，对不对，我自个儿也没把握。讲给你听可以，你自个儿考虑对与不对。”我只是点头，请他快说。他说：“自从搞社教以来，搞思想革命化，报上批了不少坏作品了。电影有《早春二月》、《北国江南》，文学作品有郁达夫的《薄奠》、还批判了戏曲电影《三关排宴》，还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说杨献珍鼓吹阶级调和，反对抓阶级斗争，有个叫戚本禹的批判了《李秀成自述》，说李秀成是太平天国的大叛徒。这些，你应该都知道吧？”我点点头，说“知道”。他接着说：“这说明什么？说明上面抓阶级斗争抓得很紧。我读初中的时候、后来读高中，学校领导告诉我们，苏联为什么出修正主义，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我和同学们提出疑问：斯大林杀了那么多坏人，怎么还说他搞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呢？学校领导说，斯大林是杀了不少坏人，可是他不抓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让修正主义保留在人们的头脑里面，等赫鲁晓夫这样的坏人一上台，迷惑了老百姓，因此国家的性质就变了，就资本主义复辟了。所以，我们现在搞思想革命化，就是为了清除人们头脑中残存的地主资产阶级思想，特别是清除修正主义思想。我刚看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只觉得批的是一出坏戏，没想到别的问题。我的班主任柳仰军柳老师在课堂上指着姚文元的文章里的一些段落告诉我们，吴晗宣扬‘退田’是反动的。为什么呢？我国已经合作化多年了，农民的土地都归公了，他却在鼓吹‘退田’，这是不是反动啊？尚泰，柳老师看得准呐，看得深呐。《海瑞罢官》的问题就出在这儿啊！”
听了凌峰这一番高论，当时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呀。到底是高中生呐，到底是教高中的老师啊，水平就是高！我顿时明白过来了，觉得回去再好好看一看。
不过，我心里马上又急起来了。我师父演过《海瑞罢官》，叫好又叫座。那会儿，我为师父祝贺，还准备演好了《闹天宫》、《十八罗汉斗悟空》和《徐策跑城》以后，请师父给我说说《海瑞罢官》，师父也有这个意思，不光教我，还要教志高，说他本来就是文老生，戏路正对。当时，我们都很高兴。没想到，现在《海瑞罢官》被批判了，那师父可怎么交代呢？布施仁要是抓住不放，追究师父，那怎么办呢？我把我的这个想法告诉了凌峰。
凌峰沉思了好一会儿，说：“这个问题我可分析不了。不过，有一点我是明白的，你们剧团的党组织要是不追究，就不会有事的；要是赶风头，较真，你师父恐怕脱不了干系。也是的，马连良在北京演《海瑞罢官》，你师父在平水演《海瑞罢官》，一北一南，这没关系也有关系了。”
听他这么一说，我急得眼泪都流出来了，问他怎么救师父。凌峰拍拍我的肩膀，抚摸我的背，说：“我哪里知道怎么救你师父？我只希望，如果那一天到来了，你不参与批判你师父、不揭发你师父。你做得到吗？”我擦去泪水，捏着拳头表示：“我绝对做得到！”凌峰看着我的眼睛说：“那就证明你是有良心的人。好样的，希望你说到做到！”
第二天大清早，我去师父家。刚进门就听见师娘在哭，小昆站在师娘旁边流眼泪。师父坐在里屋床上拿着报纸直叹气。
我走过去，挨着师父坐下，想说几句，又不知如何开口。凤儿走过来挽着我的左膀，哭着说：“师兄，姆妈一晚上没睡好，翻来覆去的；爸爸也没睡好，一直在叹气，咳得挺厉害的。师兄，你说爸爸妈妈这是怎么啦？”
我看着小师妹那张稚嫩的脸蛋儿，说：“凤儿，没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你就安心念你的书吧。你把书念好了，爸爸妈妈才放心呐。”说着，帮凤儿擦干眼泪。凤儿到底年幼无知，神态安详地背起书包上学去了。
师父嘴里喃喃自语：“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就这样吧。小昆，你过来，我有话跟你和你师兄说。”小昆走到他爸爸跟前。师父缓缓地说：“尚泰，小昆，我想了半天了，一场灾难看来是躲不过去了。既然躲不过去，就抬头面对吧。听好了，要是布施仁开大会批判我，别人发言，你们也一定得发言，不然的话，布施仁会整你们的。我一个人倒霉算了，你们别陷进去。”
我一听师父这么讲，马上跪在师父面前，小昆也跪下来了。我说：“我办不到。我爸爸老对我说，你师父教给你一辈子吃饭的本事，你不能忘本。他要我把您当成自己的爹，把师娘当成自己的娘，把您的子女当成自己的亲弟妹。这样的话，我爸爸不知说过多少回了。布施仁组织人批判您，我管不了，可我能管住我自个儿。我绝不批判您。”
师父用右手食指点着我说：“你呀，年少气盛，不知天高地厚啊！多少人折进政治运动里啦，数也数不过来。你还年轻，生活的路还长得很哩，不要这么快就断了你今后的前程。批我几句，伤害不到我，可对你将来的发展有利啊！听师父的。你要不批我，就是不听师父的话。你上次没听我的话，顶撞了布施仁，结果怎么样，演《沙家浜》，他布施仁就不让你去郭建光。你要是不批我，他会把你挂起来，什么戏也不叫你上，你的这身功夫不是白练了吗？为了你的前途，你就听听师父的话吧！”
这是师父的肺腑之言呐，我心里明白得很。可是，要我在大庭广众面前，眛着良心去批师父，我办不到！就是办得到，我也不能办呐！我抹掉眼泪，坚定地表示：“您就别逼我啦，我是不会那么做的！”小昆也坚定地表示：“爸爸，要我在大家面前批判您我办不到！”
师父连连摇头，用右手食指点着我们说：“你们呐，你们呐！”
“老余啊，孩子们真是好样的”师娘走进里屋，对师父说，“我们余家门里们没孬种！你就放心吧！”
师娘坐在床上，直愣愣地看着我说：“尚泰，我相信你也希望你说到做到，别让我失望啊！”然后，抬起头，颇为动情地说：“多少年啦，我见的多啦，在大会上骂爹妈的，有的还动手打爹妈的，骂师父师娘的，让人看着那个心寒呐！他们吃了什么药了，一下子变得六亲不认了。我那会儿心想，我的昆儿、凤儿长大了会不会也像他们这个样儿啊！今天看来，我可以放心了。”师娘说着说着就哭了。我和小昆也跟着哭。
下决心容易，可事到临头怎么处理就难啦！我特别担心的一天终于不可阻挡地来临了。
两天后，布施仁亲自通知演员们，下午不排戏，集体学习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我知道，布施仁找演员们学习姚文元的批判文章是一个由头，他真正的目的是借此批判我师父。我当时怎么也闹不懂，他跟我师父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刚到剧团不久就跟我师父卯上了，总看不惯我师父。五七年反右，他就主张把我师父划为右派，名单都报上去了。幸亏当时被化为右派的人太多了，文化局党委书记潘云亮把我师父的名字划掉了，我师父才幸免于难。我师父到底做错了什么，让布施仁那么恨他。对此，我不是百思不得其解，而是万思不得其解！
吃完中饭，我抽空回家，把那天师父家里的情况告诉了爸爸。爸爸气得鼻子里发出沉重的鼻息声，虎着脸对我说：“尚泰，现在考验你的时刻来到了！你得给我顶住！批判别人，我搞不清楚该怎么样，可我知道你师父。你不知道哇，你师父在平水市的票友圈里、戏迷圈里形象好极了。不管是谁，一提到你师父，没有不翘大拇指的。有的戏迷、票友成了右派，工资一下子降下来了，家里的日子没法过，他只要知道了，就经常拿点儿钱帮助别人。帮助右派可不是简单的事儿，得偷偷地行事，不能让人知道。可你师父坚持下来了。了不起啊！哎，一个多么好的人呐！”
听到这里，我说：“喔，我明白了。以往老听师娘讲，钱不够用。我挺纳闷儿的，师父一个月工资一百一十块，师娘也有五六十块，两个的钱加起来，小一百六七十块，四口人吃饭，人均四十块，怎么可能不够用呢？敢情师父仗义疏财，帮助别人了！师娘也了不起，帮助别人，自己家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也不抱怨。看来，师父师娘每个月拿出去四五十块帮助别人，真了不起！”爸爸说：“我估计呀，可能不只这么点儿。你想啊，你师父师娘拿出去四五十块，手里还有一百多块哩，四个人吃饭，也不会紧巴巴的啊！”甄小姐，我爸爸说得有理啊！你年轻，不知道当年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的情况。在五十年代，城里人一个月的生活费只要十块钱就行，当然喽，生活水平是很低的，但是保证饿不死人；到了六七十年代，城里人的生活费至少得十二块，生活水平仍然很低。那会儿，很多家庭的生活水平就只有这样了。农村人就更差了。我的那个同学大哥下放到鄂东北一个乡下，离县城八十里地。当地人从来没有吃过苹果、香蕉，连番茄也没吃过。唉，别说吃啦，连见也没有见过。生活苦到这个程度。我师父师娘拿钱出去帮助别人，就算只留下一百块，人均生活费也有二十五块，按戏班的说法，人均二十五块也能打着飞脚过日子啊！打着飞脚过日子，是戏班里的一种行话，意思是日子过得非常好。所以说，师父家里日子过得有点儿紧巴巴，那一定是拿出去很多的钱。想到这儿，我对师父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是多么好的师父啊!这么好的人，布施仁就是不放过，证明布施仁不是个好东西！
我回到剧团，进了学员宿舍，云飞告诉我，刚才布施仁来找过我，没看见我，就吩咐云飞，看见我，就告诉我马上去他的办公室。
听了云飞的话，我先挺纳闷的，布施仁找我干什么？后来猛然意识到，布施仁是准备做我的工作，要我在会上发言批判我师父。不见他是不行的，见就见，还怕他把我吃了？于是，我三步并作两步走，很快来到剧团党委办公室。
布施仁见我来了，笑容满面地拉我的手，叫我坐在长沙发上，告诉我，要想喝茶就自己泡。我也不客气，自己动手泡了一杯热茶，是龙井，慢慢地饮用。
他坐在另一个单人沙发上，也不走过场，单刀直入，问我读了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没有。我说看过，不过好多地方看不懂。他说：“刚看，看不懂不要紧，慢慢看，仔细琢磨就看懂了。”接着，他告诉我，姚文元这篇文章表面上是批判一出戏，其实是在批社会上的一股思潮，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潮。这倒是我没有想到的，我抬起头看着他。他拿起他从部队带来的瓷茶缸啜了两口茶，然后说：“你也看到了，这几年，我们国家大举批判现代修正主义，发表了九篇评论苏联公开信的文章。令人振奋的是，只发了九篇评论，赫鲁晓夫就垮台了。修正主义真是不堪一击。党中央总结了历史经验，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根本原因是没有抓紧阶级斗争，特别是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得不彻底，因此为了防止我国出现修正主义者上台，我们必须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大搞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所以要搞阶级斗争，特别是搞好思想领域里的阶级斗争。我说的这些话，不是我个人的话，是报纸上经常宣传的。这个你知道吗？”我说“知道”。他说：“知道就好。不过，光知道还不行，要进行实际的阶级斗争才算数。姚文元同志写这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就是进行实际的阶级斗争。我们也应该参与实际的阶级斗争。今天下午，我们要学习姚文元的文章，批判《海瑞罢官》，正是参与实际的阶级斗争的表现。这一点，你明白吗？”我赶忙说“明白、明白”。他说：“这就好。下午，学完姚文元的文章之后，我希望你积极发言，狠狠批判这出戏。怎么样？”
我想，批戏当然可以，只要不批我师父就行。
布施仁又说：“空洞地批判没有意思，也没有起到改造人的思想的作用，必须联系实际的阶级斗争。在我们团，实际的阶级斗争问题是什么呢？”我说：“这个我不懂。我们剧团没有激烈的阶级斗争，没有坏人捣乱，很平静的，我怎么联系实际的阶级斗争呢？”他说：“你说我们剧团没有激烈的阶级斗争，没有坏人捣乱。哎呀，你的阶级斗争观念太淡薄了。”我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他严肃地对我说：“我们剧团演过《海瑞罢官》没有？”我说:“演过。我记得观众爱看，天天客满。”他说:“客满就是好戏吗？那些鬼戏，像《李慧娘》、《杀子报》也有人看，难道就是好戏吗？报上批判了《李慧娘》，这你是知道的。如果是好戏，报上为什么批判呢？报上批判的肯定不是好的文学作品。挨批就说明它不好，好就不至于挨批。你连这个道理也不懂吗？”我说“我懂”。他说:“是真懂还是假懂？”我说“是真懂”。他说：“我相信你是真懂。你是新一代的革命青年，要高举革命的旗帜，对坏戏要批判，严厉的批判。”
我说:“批判坏戏，我坚决拥护，绝不含糊。只是……”他说:“只是什么？”我说:“我不知道怎么联系我们剧团的实际？我们剧团里没有人要求退田，我怎么联系实际呢？”
他笑了：“原来是这样的啊！很容易，你就分析一下我们剧团为什么也演《海瑞罢官》？马连良又没有通知我们演，为什么我们剧团里有人那么热心去北京看戏，要剧本，排戏，最后上演呢？这种情况难道是偶然的吗？”
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坏了，就要联系到我师父身上来了，心里紧张得要命。我想，不行，不能联系到师父，就呼吸急促地说:“我记得我师父到北京去了，就是为了看马连良的《海瑞罢官》，可那是公事，算出差，又不是他私自干的啊！您是剧团领导，我师父去北京看戏学戏，你是同意的呀。这总不能算在我师父一个人身上吧？”
他笑了:“年轻人到底是幼稚啊！告诉你，当年你师父去北京看戏学戏，那会儿我不在剧团，临时抽调到文化局整理有关材料去了。我事先不知道你师父去北京的事，是事后李团长通知我的。所以，你师父去北京看《海瑞罢官》跟我没关系。”
这种情况我根本不知道，他怎么说我难辨真假。但是，我突然想到，师父去北京肯定是经过团党委开会研究过的，是组织决议，这可以证明去北京不是师父的个人行为。想到这儿，我顿时放下心来，我说：“反正去北京不是我师父个人行为，是经过组织同意的。有错误也不能怪我师父一个人呐。”
“尚泰，”他说，“刚才又没怪你师父一个人，我说了吗？没有哇。我只是要你注意一个现象，为什么北京演《海瑞罢官》，剧团里有人就急不可耐地要去学呢？这表明了一个思想上的联系。问题的核心在这儿。明白了吗？”我说:“照您这么说，吴晗编剧本有反革命目的，马连良跟他一唱一和，我师父急着去北京看戏学戏也是一唱一和了？您是这个意思吗？”布施仁坚定地点了点头。
我知道，我们的谈话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了，布施仁把他的真实目的透露给我了，我能依照他希望的去做吗？当然不行!我绝不能批判我师父，说他在思想上跟吴晗跟马连良有联系，要是那样说了，不是害了师父吗？我又不敢跟布施仁硬顶，只好默不作声。
布施仁和颜悦色地说:“我知道你和你师父的感情很深厚。但是，我们对什么事情都要有阶级斗争观念。亲不亲，阶级分。你要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看待你和你师父的感情。如果这种感情妨碍你思想革命化，妨碍你改造世界观，妨碍你参与革命工作，你就得抛弃这种感情。你指出你师父的问题，帮助他提高思想觉悟，那么你和你师父的感情就能够建立在符合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这个基础上，这种师徒感情就是无产阶级的感情了。现在，你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就看你怎么选择啦。我希望你选择正确的方向，党希望你选择正确的方向，人民希望你选择正确的方向。现在就看你自个儿了！”
听了他这一番高论，我当时确实有些为难，一瞬间，我不知怎么处理为好。我左手扶住我的额头，胳膊肘放在沙发扶手上，陷入深刻的思想斗争中。过了好一会儿，不知冥冥之中是谁的巴掌猛地拍了我的头上一下，我忽然清醒了好多，觉得无论如何不能做对不起师父师娘的事，我怯生生地小声说:“我师父教了我一辈子吃饭的本事，我怎么好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批判他呢？”
布施仁说：“怎么，你不想革命了吗？”我说：“我非常想革命，可是我不明白，想革命就得批判我师父吗？”我自己也没想到，我说这句话说得非常坚定，右手捏成了拳头。
布施仁笑着说:“你愿意怎么样，是你人生道路上的选择。革命靠自觉。我不强迫你。好吧，这次我们就谈到这儿。以后有的是时间，再谈不迟。”
十
我是怎么离开布施仁的办公室的，我竟然不知道，似乎是在恍恍惚惚的状态中走的。
回到宿舍，我无力地趴在床上，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道在想什么，有点乱，但控制得住。我知道我今天是彻底得罪了布施仁，以后的日子恐怕会过得不舒服。但我不后悔，我没有也不会做对不起师父的事情，这是肯定的。
宿舍外，响起了尖利的口哨声，有人在喊：“开会喽。大家快点去。布书记说了，看谁磨磨蹭蹭。”演员们哪个敢磨蹭呐，都赶紧往剧场台下走去，有人还小跑哩。。
台上正中间摆了一张桌子，桌子正中间后面放了一把靠椅，布施仁坐在椅子上。他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两只眼睛瞪着，往台下扫视了两三回。我看到演员们都坐得端端正正的，微仰着头颅，脸上同样没有任何表情，李松林、耿清宜、
宋崇兰这三个摘帽右派坐得最端正，头仰得最高。
甄小姐，你不明白摘帽右派是怎么回事吧？告诉你：这个说法是没有道理的。右派摘了帽就不应该算右派了，可是那会儿强调阶级路线，每个人都得有一个政治标签，单位领导根据你身上的政治标签决定对你的态度。你的政治标签属于人民，特别是属于工农兵，领导对你就好些，有好事就安排给你；要是你的政治标签属于人民之外，领导对你就差些，有好事也不给你。给右派摘了帽，但在政治上仍然歧视他们。像我们剧团尽管给宋崇兰摘了右派帽子，仍然不让他唱大戏当主角儿。他是小生，能唱《白门楼》，可布施仁就是决定剧团不唱《白门楼》，说社会主义的舞台怎么能让这种人在舞台上出风头！摘帽右派这个说法，其实就是提醒大家不要忘了他们曾经是右派，要跟他们保持距离，彼此的鸿沟越深越好。这些人心里非常清楚，平时谨小慎微，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冒犯任何人，剧团有事就来上班，剧团没事就立即回家坐着，不随便出门。他们因为自己的政治身份太差，因此对社会的政治动向极其敏感。也难怪，连北京市的副市长都給批了，他们这样的小人物算个什么？所以，那天剧团开大会，那三个所谓摘帽右派就坐得特别端正，头也仰得特别高。
布施仁没有拿发言稿，右臂挥舞着讲了起来：“首先，我要问一句，姚文元同志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大家都看了吗？”演员们说“看了”。他又问：“老李、老耿、老宋，你们三位也看了吗？”李松林、耿清宜站起来高声回答“真的看了”。宋崇兰也站起来，半鞠躬式的点头说：“看了，看了。”布施仁微微一笑，把右手往下一按，说：“哦，看啦？看了就好。坐下吧。大家想到没有，这些年批了不少坏戏、坏电影和坏的文学作品，没有一个有吴晗这么高的地位的。吴晗是什么人呐？北京市的副市长啊！地位可高啦！这次呀连这样地位高的人也挨批了，说明什么呢？”演员们身子动了动，李、耿、宋三人更是把身子抻得直直的，双手放在大腿上，跟劳改犯坐在牢房里的姿势一个样。我当时看着心里直觉得好笑。当然，我关心的是师父，一直在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生怕他出什么事。布施仁那异常响亮的声音在剧场里回响：“这说明，上面抓阶级斗争更进了一步，开始抓大人物啦。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更紧啦。我们一定要紧跟！紧跟才不会犯错误啊！”他略微停顿了一会儿，又说：“姚文元同志的那篇批判文章，最要紧的是最后一节？《〈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什么东西？》这一节彻底揭露了《海瑞罢官》这出戏的政治本质。现在，我给大家念几段听听。”接着，他念了几段：
吴晗同志毫不含糊地要人们向他塑造的海瑞“学习”。我们到底可以“学习”一些什么呢？
学习“退田”吗？我国农村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建立了伟大的人民公社。在这种情况下，请问：要谁“退田”呢？要人民公社“退田”吗？又请问：退给谁呢？
退给地主吗？退给农民吗？难道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坚决前进的五亿农民会需要去“学习”这种“退田”吗？
学习“平冤狱”吗？我国是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说什么“平冤狱”的话，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从最黑暗的人间地狱冲出来，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枷锁，成了社会的主人，这难道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平冤狱吗？如果在今天再要去学什么“平冤狱”，那么请问：到底哪个阶级有“冤”，他们的“冤”怎么才能“平”呢？
如果像《海瑞罢官》这样把海瑞的思想行为都当作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那还要什么学习毛泽东思想，什么思想改造，什么同工农兵结合，什么革命化劳动化呢？
《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 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
布施仁念完后，对演员们说：“《海瑞罢官》是出戏，但问题却不是一出戏那么简单。这里面问题大了去了！第一个问题是退田。大家都知道，现在我们国家的农村早就是人民公社了，农民的田早在搞初级社的时候就归公了，这个时候鼓吹退田不是在向社会主义公有制发动猖狂进攻吗？这是经济方面的问题，是在搞资本主义复辟啊!第二个问题是平冤狱。这是政治方面的问题。在我们中国，广大人民群众当家做主了，不存在冤狱的问题，那么谁才感到自己受冤了呢？只能是地主资本家和五类分子。鼓吹平冤狱，就是为这些坏蛋鸣冤叫屈。你们说，这个问题大不大？吴晗够疯狂的啊!第三个问题，吴晗鼓吹学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这里的问题在哪儿呢？海瑞对朝廷刚正不阿，吴晗就是怂恿干部跟党中央对着干。他真是狗胆包天!我们广大革命干部不会上他的当!同志们，学习姚文元同志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是搞好思想革命化、改造世界观的具体行动。我们应该动起来。大家说，应不应该动起来批判《海瑞罢官》呐？”
布施仁刚一说完，演员们都尽力高喊“应该”，有人还举起手来。
我跟布施仁谈过话，知道他要把话引入正题了。我一下子就紧张起来，担心会发生对我师父非常不利的事情。我管不了事态的发展，因此心在狂跳不已。
我耳边响起了布施仁那严厉又冰冷的话语:“同志们，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北京的马连良上演《海瑞罢官》，我们这儿不是也有人在上演吗？还主动跑去北京看戏，兴冲冲的。这难道是偶然的吗？这里面有没有一点问题呢？”
大多数演员都低下了头，台下一片死寂。我知道，大家心里都明白，他这样说，明显地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我师父，连有的学员们也低头做出思考的样子。
布施仁笑了笑，说：“大家这些年受了党的教育，思想觉悟都有大的提高，一定明白这里面一定有某种联系。”
演员们、学员们仍然没有人帮腔。
布施仁说：“我知道你们都抹不开情面，觉得都是老熟人、老同事，低头不见抬头见，何必得罪人呢？同志们，大家一定要牢牢树立阶级斗争观念，用阶级斗争观念分析现实问题，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才能采取正确的行动。抗战那会儿，多少老子当了汉奸被儿子给毙了，多少儿子当了汉奸被娘老子给毙了。他们只讲大的政治立场，不讲私人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是阶级分析的方法。只有运用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才能认清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现象，才不会犯错误。”
他看见演员们、学员们仍然没人说话，显然很生气，就说：“这个联系是思想上的联系，说明我们剧团有的人在思想上拥护吴晗的反动谬论的，觉得说出了自己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心里痛快，所以就自己主动去看戏、回来演戏。我们剧团的个别人该好好反省一下，向革命群众做一个有说服力的交代啊！现在大会暂停，各小组讨论，党委开会。”
演员们站了起来，分小组讨论。
我所在的小组，刚开始没人发言，显得很沉闷。约摸过了十好几分钟，郑晓龙问：“布书记说有人主动去北京看《海瑞罢官》、回来还演出，说的是谁啊？”
演员们都没言语，学员们又不知道，有人也在问“说的是谁啊”。有个学员问：“尚泰师兄，你知道是谁呀？”
我当然不理睬他。
另一个学员说:“尚泰，说的是你师父吧？剧团里只有你师父能拿下《海瑞罢官》这出戏呀!”
我见事已至此，瞒是瞒不住的，再说布施仁迟早会公开这件事，就说:“是的，是我师父。”郑晓龙说:“果然是余老师。他胆子真够大的。”我没好气地说:“你知道什么啊！我师父那次去北京看马连良的戏，是经过剧团领导开会研究过的，剧团领导一致同意他去，他才去的，算出差，属于公事，又不是领导不同意、他一个人非要去不可。经过领导开会同意去的也算错误吗？就算是错误，也不是他一个人的错误吧？再说，当时剧团里没人认为《海瑞罢官》是坏戏，我师父工马派，自然想亲眼看看马连良的戏嘛，这能算错误？”
演员们还是不参与讨论，但点头的不少，有人还说“是的，是的”。
郑晓龙不再说话了，但是脸色非常难看。我才不在乎他哩。他算老几呀？
小组讨论没法进行下去，演员们有的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有的闭目养神，有的时不时地扯一两句闲话，都没心思讨论。
要说大家有多高的思想水平，故意抵制布施仁，那不符合实际。中老演员一般没有什么文化，分析历史问题吧，不懂；分析政治理论问题吧，没能力。学员们进校时都是小学生，文化程度也不高，平时聊天，东扯西拉还行，真要他有条有理地说明一个问题是办不到的，所以演员们、学员们往往被布施仁那些牛头不对马嘴的胡言乱语给迷惑住了，看他口若悬河，都以为他有水平，又是剧团最大的领导，自然就听从他的。这是文革前各单位普遍存在的问题。不过没人敢批评这种现象。谁批评，上面就说你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这是五七年划右派的标准之一。因此许多单位的领导就敢信口开河，胡乱指挥。五八年的大跃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你说能不出纰漏吗？出了纰漏也不能说，说了就受打击，彭德怀就是指出大跃进当中的问题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一些人也是因为这样而被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
下午五点半，布施仁宣布讨论结束，以后再开。
演员们匆匆回家吃饭，准备晚上的演出。
我那会儿还是太年轻啦，看到这么多演员没有批判我师父的意思，心里高兴极了，心想，你布施仁一个人批我师父，能批出什么名堂来。后来，我才发现，我低估了布施仁的能量。他凭他手中的权力，搞一个像样的批判会，其实并不难，因为剧团里愿意紧跟他跑的并不少。两天后，批判我师父的批判会还是召开了，还不是他主讲。
一九六六年元月份的一天，布施仁通知演员们，下午开大会。我想，开就开，吓唬谁呀，我不怕，人心不在你那边。我准备再看他一个人唱独角戏。唉，我啊那时候太幼稚啦！
那天下午，演员们坐好以后，我看了看师父，发现他脸色很难看，神情非常紧张。我没有跟学员们坐在一起，站起来坐到师父身旁。师父看着我小声地说:“尚泰，你别挨着我坐，跟学员们坐在一起。快走!”我说:“怕什么？又不是搞反革命活动!”师父严肃地说:“你呀，真不懂事，不知天高地厚!记住，待会儿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你都别动，少给我惹麻烦!”我说:“您放心吧，我绝不乱说乱动，不给您惹麻烦。”师父叹了口气，把头低着，像是在等待判决一样。我顿时觉得师父好可怜呐！
布施仁满面笑容地宣布，现在大会开始!接着，他先讲话：“同志们，前两天我们一起学习了姚文元同志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大家已经认识到吴晗编写这出戏的反动目的。我提出，我们剧团也演了《海瑞罢官》，两个地方呼应得满紧密的哩，指出这种现象绝不是偶然发生的。一些同志很不理解，觉得不就是演个戏嘛。但是，剧团里还是有人在思考我提出的问题，还表示要发表他们自己的看法。对此，我非常之高兴。今天，就请这几位同志发表他们的意见。现在，请朱珊玉同志讲话。”说完，鼓起掌来。他一边鼓掌，一边瞪着眼睛看着台下。起初，台下没什么动静，不过很快的就有人也鼓起掌来，接着所有演员都鼓起掌来，连师父也跟着鼓掌。师父用大腿触碰我的大腿，示意我也鼓掌。我惊讶地看着师父，看着其他人，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过也跟着鼓掌，只是手没抬起来。
朱珊玉走到台上正当中放着的桌子旁站定，拿出两张稿纸，轻轻咳了两声，然后念了起来：“同志们，姚文元同志的文章写得多么好哇，彻底揭露了反革命分子吴晗的反动面目，挖出了埋藏在北京市政府里的定时炸弹，真是好得很呐!”布施仁鼓掌，演员们都跟着鼓。朱珊玉接着念发言稿，无非是重复布施仁前几天讲过的那些话语，演员们听得也不带劲，有的人还打起了哈乞；不过在翻过第一张稿纸后，他的发言联系到剧团的实际了，演员们一下子都提起了精神。他念道：“平水市离北京一两千里，连我们一向紧跟的武汉京剧团也没有演出《海瑞罢官》，可我们剧团的某个人或某些人居然对《海瑞罢官》兴趣十足，非要演《海瑞罢官》不可。他们瞒着剧团的演员们，策划于密室，派人去北京观摩，硬生生地把这棵大毒草移植到我们平水市来。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认为，这是反革命行为，替地富反坏右表达内心想说却不敢说的话。尤其令人深思的是，我们剧团的右派人物对这出戏格外感兴趣，死乞白赖地要参演，李松林扮演剧中的退休宰相徐阶，宋崇兰扮演徐阶的儿子徐瑛，一向演武丑的耿清宜竟然一反常态扮演县官王明有。这就奇怪啦，这三个曾经的右派分子为什么这么积极呢？只能有一种解释，那就是《海瑞罢官》表达了五类分子的心声。不然，我们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布书记经常要求我们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问题、分析问题。我认为布书记完全正确，我就是这样看待那几个老右派死乞白赖要参演《海瑞罢官》这个现象的。姚文元同志分析得很深刻，《海瑞罢官》鼓吹退田、鼓吹平冤狱，正是为了迎合那时阶级敌人掀起的单干风和翻案风，配合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鼓噪的反华大合唱。希望剧团的各位演员们、各位学员们，一定要提高革命的警惕性，不要因为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日子刚刚好过了就忘乎所以，放松了甚至放弃了对阶级敌人的斗争。我的话完了。”说完，她退了两步，站得直直的，给演员们鞠了一个接近九十度的躬。
布施仁站起来鼓掌，连说：“好，好！”演员们、学员们也跟着鼓掌，场面十分热烈。布施仁又说：“社会主义时代的青年就应该这个样！要敢于批判各种错误的思想、批判各种毒草、批判牛鬼蛇神。下面请郑晓龙同志发言。他的发言更有威力啊！大家好好听！”我听到“更有威力”这四个字顿时紧张起来。我想，会是什么威力呢？
郑晓龙昂首挺胸走上舞台，先用目光扫视了一下剧场，然后拿出两张稿纸，清了清嗓子，扯着大嗓门念到：“刚才朱珊玉同学发表了她的讲话，尖锐指出了我们剧团主动演出坏戏《海瑞罢官》这个现象的政治本质，确实深刻。有人以为，不就是演一出戏嘛，有这么严重?同志们，老师们，同学们，实际情况比大家以为的要严重得多啊！我在这里提一个问题：为什么余盛昆老师特别积极地要去北京看这出戏、回来演这出戏？这要从余老师的阶级根源、思想根源和生活经历三个方面来讲。”
听到这里，我忍不住想站起来说他几句。突然感到左膀被师父死死按住，使我动弹不得。我小声对师父耳语：“师父，您怎么怕成这样啊？”师父以异常严厉的口气小声说：“你懂什么？少废话！”我才安静下来。
郑晓龙瞄了我一眼，仍然扯着大嗓门念发言稿：“余老师出身于天津郊区的一户地主家庭，从小吃着由贫下中农的血汗凝成的粮食长大。他自然对我们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子弟不感兴趣，嫌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不是嗓子不好，就是身上不行。我本来差一点就进不了剧团，从中作梗的就是他。谢谢布施仁书记，他对我们这些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子弟充满了阶级感情，坚决抵制了以余老师为首的某些人的阻挠，把我和朱珊玉及其他几个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孩子带上了人民的大舞台。”说到这里，他声音颤抖，还留下了眼泪。布施仁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说：“讲得好！不要哭嘛，把肚子里的苦水都倒出来。”说着，双眼威严地扫视了一下剧场。台下有的人胆怯地盯着布施仁，同时把身子紧缩了一下。郑晓龙说：“我听您的话，不哭，免得有人讥笑我们红色出身的子弟！”他稍微停了一会儿，接着说：“余老师一家不像贫下中农那样吃了上顿愁下顿，所以有闲心搞点娱乐活动。他父亲喜欢听京戏，尤其是四大须生的戏，还买了唱片，每天吃完了饭坐在家中院子里，躺在藤椅上一边剔着牙齿，一边欣赏留声机里播放的四大须生的唱段。余老师就是在这种地主少爷的优裕生活中长大，并且爱上京剧、学习京剧的。他刚到上学的年龄就开始拜师学艺。他爹见他嗓子冲，就让他拜一位唱老生的演员为师。他师父对他十分严格，练功、学唱都抠得非常厉害。这样，打下了扎实的幼功。经过十年的磨炼，他出师了，可以跟着师父外出跑码头了。他演的是充满封建思想的传统戏，脑子了没有一点点新思想，又经常跑上海、天津、北京、武汉这些大城市，思想深处被地主资产阶级的灯红酒绿的糜烂生活熏染透了，所以他老是对他的徒弟们宣扬什么‘要想人前显贵，就得人后受罪’的成名成家观念，不鼓励年轻一代与工农兵大众相结合。这是在腐蚀青年一代，妄图培养地主资产阶级的接班人。这样，他思想上总是跟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格格不入。难怪他一看马连良在演攻击社会主义革命的《海瑞罢官》，就欣喜若狂，非要演这出戏不可。”
布施仁又站起来鼓掌，大声说：“讲得真好哇！”演员们也跟着鼓掌，只是没有站起来。布施仁脸上流露出不满的神情，皱着眉头坐下了。
郑晓龙接着说：“刚才我从阶级根源、思想根源方面分析了余老师为什么非常喜欢《海瑞罢官》那出戏，现在我从他的人生经历方面分析分析。余老师在旧社会唱戏要到处跑码头，中国那么大足够他跑的，可是，奇怪的是，他在国内跑还嫌不够，竟然到海外去跑，跑一次过个瘾算了吧，还跑了多次。他跑了柬埔寨、泰国、缅甸、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甚至还去过台湾。我不明白，唱戏就非得到国外去不可吗？多少演员没有去国外，不是照样成了名演员吗？他余盛昆要成名就一定得到国外去吗？这里面有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呢？我建议，这些问题，余老师有必要跟党和人民讲清楚，特别是几次去台湾。他每次跑国外，都是最后去台湾，难道前面去别的国家是做掩护，真正的目的地是台湾？大家都知道，台湾现在盘踞着国民党反动派，这个反共基地不会是1949年国民党军队逃离大陆以后才开始经营的吧？国民党反动派早就在经营了。在这种情况下，余老师屡次去台湾恐怕不是偶然的吧？我就说到这里。”
布施仁又站起来鼓掌，同时阴沉着脸扫视台下。有的人也站起来鼓掌，马上，演员们纷纷站起来鼓掌，连师父也站起来了，只是没有鼓掌，把手扶在前面椅子靠背上。我也站起来了，也没有鼓掌。我看见师父一直低垂着头，满脸沮丧的神情。我觉得师父真可怜，太可怜了！
布施仁摆动双手招呼大家坐下，说：“刚才晓龙同志讲的话太给力了，像炮弹一样轰轰响，震撼人心。其他人应该向晓龙学习，批判发言要有火药味儿，不能软绵绵的，像有钱人家的娘们儿。今天，会就开到这儿。这样的会以后还要开几次。好，散会了！”他把手一挥，演员们立即站起来，迅速散场，各回各家。
师父没动，坐那儿发呆。我看着师父这副可怜相，真想哭一场。小昆过来了，喊了一声“爸爸”，眼泪就忽的直涌出来。我说：“小昆，师父这会儿正难受哩，你先回去吧，免得师娘等得着急。我陪着师父，你放心吧。”师父扭头对小昆说：“听你师兄的，回去吧。你妈问起来，就说我在跟尚泰说戏。”小昆应了一声，哭出声了。我怕师父更伤心，就扶住小昆的双肩走了几步。小昆掏出手绢，擦干泪水，低着头走了。
我说：“师父，晓龙才多大岁数，怎么知道您过去那么多的事情？我觉得这不正常。我得找他问问，您过去的事情是谁告诉他的？我找那个人评理去。”师父慌忙又坚决地说：“去不得呀！你要是去质问晓龙，我会更倒霉。为了我，你就别闹了。你有这份心意，我已经很高兴了，总算没有白疼你。”师父流下了眼泪。我再也忍不住了，跟着流泪。
“老余，你怎么还不回去？”原来是师娘找来了。师娘看看我们的脸面，也跟着伤心起来，掏出手绢擦眼睛。“我听小昆讲了，气得要命。尚泰，你不知道，当年演出《海瑞罢官》，天天客满，票房可好了。那个倒头的布施仁有一天到我们家去，说剧团演《海瑞罢官》可卖钱了。那会儿，剧团还是自负盈亏，国家补贴，唱戏不卖钱，日子就不好过。唱《海瑞罢官》卖了不少钱，他布施仁夸你师父为剧团做了大贡献。怎么现在上面一批《海瑞罢官》，他布施仁就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让你师父一个人顶缸？这也太没良心了吧！他怕承担责任，就把你师父当替罪羊，替他顶缸。这小子啊，他妈的猴拉稀——坏了肠子。他要是再这样对付你师父，我就当着演员、学员的面戳穿他的假面具。我们老余家的人可不是随随便便让人欺负的！”
听师娘这么一讲，我心里的担忧一扫而光。原来，他跟我说的全是他妈的假话呀，什么自己那会儿临时调到文化局整理材料、剧团领导层开会决定派我师父去北京看戏学戏他一点儿也不知道，都是用来骗我的。这家伙，还是共产党员哩，还是老党员，说谎居然说得一套套的，真坏！把我惹急了，我就跟他卯上，让他不得安宁！我说：“师娘，您要是有一天当着演员学员的面揭发他，我也揭发他！”
师父说：“我正急得没辙哩，你们就别添乱啦！”师娘没好气地顶了他一句：“我们不添乱，你的日子就好过啦？”师父教我们师兄弟练功、唱戏的时候很严厉，可是一面对师娘立马就温和异常。这会儿，他马上不出声了。师娘还在说：“以往你还批评过布施仁，可自从反右以后，我发现你就怕他了。我知道你想跟他搞好关系，可人家没理你那个茬儿啊！五七年反右，人家没放过你；五九年反右倾，人家没放过你；搞四清，人家又没放过你；现在批判《海瑞罢官》，人家还是没有放过你。你怕他有用吗？人家已经盯死你了，跟你卯上了，这是你一辈子的劫。你呀，没做坏事，谁也别怕。该说的时候，你就照事实讲，看他能把你怎么样。”
我说：“师父，师娘讲得有道理呀。您不能光生闷气，那样会把身体搞坏的。您要是有个差错，叫师娘怎么办呐？”
师父什么也没讲，只是说：“回去吧。人总得吃饭呐，一顿不吃饿得慌。”我搀起师父，我们一起回师父家。
到了师父家，师娘留我吃晚饭，我说：“我一点儿胃口也没有，想回家吃我妈做的馄饨。”说完，我就走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心里像海水一样翻滚着波涛，一刻也平静不下来。我想不通，布施仁这样对待师父，是想捞到什么好处呢？又能够捞到什么好处呢？想不通，想不通！
见了爸爸，我把今天下午剧团开批判大会的情况告诉给爸爸。爸爸皱着眉、直摇头，深深叹了口气，说：“这次不搞运动则已，要是搞运动，你师父肯定在劫难逃。你没怎么看报，报上讨论《海瑞罢官》讨论得可热闹了，也有为《海瑞罢官》说好话的，但基本上是一边倒，批判《海瑞罢官》。你师父当年演出《海瑞罢官》，不管是有心还是无心，只要有权力的人盯住了他，他就跑不了；如果没人盯住他，他就什么麻烦也不会有。这就得看老天爷的意思了。不知道你师父运气怎么样。唉！都快二十年了，这运动就没断过。”
我原本是指望爸爸能帮我分析分析剧团的事的，没想到，爸爸居然这么消极！我吃了姆妈做的馄饨，就回剧团去了。
六六年二月份，中国人已经过完了春节。一天，小昆和我在台上练功。台上只有我们两个，没有别人。小昆说：“师兄，昨天，爸爸回家以后告诉我妈，说是中央下了文件，要求讨论《海瑞罢官》不要随意上纲上线，可以从学术方面进行。爸爸说，这样看来，演出《海瑞罢官》也不是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了。我妈很高兴，说‘本来嘛，演一出戏哪有那么邪乎的，是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吓死人了！布施仁就是没岔儿找岔儿。他这么活着，累不累？’我爸说，‘你也别高兴得太早啦。布施仁找我谈话了，要我回答郑晓龙提出的问题。这说明，尽管上面下了文件，他还是不想善罢甘休，硬要我回答问题，其实就是跟演员们表明，他做的是完全正确的。我要是不回答问题，他不好下台。我现在成了他的台阶儿了。’我妈问他打算怎么办。我爸说，唉，不闹了，就回答问题吧，给他个面子吧。冤家宜解不宜结。照这个样子，我爸快没事儿了。”
我也希望师父的事情快过去，这样师父和家里人就都安心了。想到这儿，我是挺高兴的。
二月底，布施仁安排了一个下午开大会，说这个大会很重要，不得缺席。其实，几个月来，批判《海瑞罢官》，又批判了我师父，演员们一个个胆小如鼠，哪儿敢缺席啊！特别是那三位摘帽右派和其他所谓有政治问题的人，早早地就来到剧场台下，坐得端端正正的。
布施仁最后到场。台上正中放着桌子，桌子正中旁边放着一把椅子。他坐在椅子上脸面冰冷地宣布大会开始。他讲了一个开场白：“我们剧团批判《海瑞罢官》有好几个月了，走在了全市的前头。这对提高我们的思想觉悟、改造世界观、搞好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对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作用更大。余盛昆同志听了一些同志的批判发言，能够正确对待，虚心检讨自己，思想上有很大的收获。他在剧团支委会上表示，一定要回答一些同志向他提出的问题。这种态度很好。下面，请余盛昆同志讲话。大家欢迎！”说完，带头鼓掌，演员、学员们也跟着鼓掌。
我心里想，这个家伙真是狡猾狡猾的，为自己找了个台阶下台，可我师父该多难堪呐！师父是个极要面子的人，当着那么多同事、小辈的面检讨自己，别说师父，连我都受不了。我估计，师父不可能自己提出要回答问题，一定是布施仁强硬要求的，师父急于缓和他跟布施仁之间的紧张关系，不得不屈尊上台检讨，丢尽颜面。唉，我的师父啊，您怎么这样懦弱啊！我那时太年轻，一身牛气，哪里明白师父内心的苦衷呕，他是为了一家子的安全呐！后来，经历过生活的磨炼，才理解师父。因此，我一想起师父当年的处境和窘态，心里就非常非常伤感。
奇怪的是，师父上台的时候，面部表情异常平静。他走到台中间，布施仁请他坐，还倒了一杯茶水端给他。师父受宠若惊地接过杯子还连连点头表示感谢。他打开稿纸，声音响亮地念起来：“同志们，我们剧团批判《海瑞罢官》有好几个月了。这对提高我们的思想觉悟、改造世界观、搞好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我本人思想上进行了极其激烈的斗争，觉得应该放下知识分子的臭架子，放下角儿的臭架子，回答郑晓龙同学提出的几个问题，给剧团全体演员和学员们一个明确交代，以便取得党和群众的信任。”
布施仁带头鼓掌，连说“好哇”。演员们和学员们也都跟着鼓掌，也有鹦鹉学舌说“好”的。
师父继续念道：“我的确出身地主阶级家庭，但是没有享受地主少爷的福。怎么回事呢？原来，我爷爷年轻时有赌博的恶习，十赌九输，把我曾祖父遗留给他的家产挥霍了七八成。屋漏偏遭连夜雨。我祖父晚年又得了肺痨，为治病花了不少钱，可是医治无效，撒手西归。他死了，却把一副烂摊子留给了我父亲。我父亲带着一家人靠三十亩薄田过日子。父亲自己种十亩，另外二十亩租给别人种，向他们收点租子。正常年景或者丰收年景还好，要是遇到荒年，租子收不起来，那日子就相当难过。我父亲看见家道中落，无力回天，就希望我学点本事挣钱养活自己，最好还能贴补家人。因为父亲爱好京剧，见我嗓音洪亮，就送我到天津一个戏班子里当学徒，学习唱戏的技能。父亲希望我成角儿，好拿大钱养家。父亲靠那点田产是养不活一家人的。我成角儿以后，拿了大钱，就帮父亲养家。奶奶染病在床，危在旦夕，我得月月补贴父亲。日本人打进来了，家里人日子更难过了。我到处跑码头，不然就赚不到钱，别说养家，就是养自己也难呐。我一直不敢结婚，就是怕成家以后养老婆孩子增加负担。直到解放后，生活安定了，手里有积蓄了，才找的老婆。我是演员，凤妮是工人，我们怎么会走到一起的呢？这还是组织介绍的哩。凤妮是京剧迷，爱听老生唱腔，经常参加演员、戏迷联谊会的活动，我们接触就多了。不知怎么搞的，我们这点事让现在的文化局的党委书记潘云亮同志发现了，就询问布施仁书记，还要布书记出面介绍。我的婚事布施仁书记是帮了大忙的。布书记，您还记得吗？”布施仁笑着点头，大家也都跟着笑了。剧场里的气氛似乎轻松了些。我心里也平静多了。
师父说：“我现在五十多岁，奔六的人了，可我的大儿子小昆生于一九五二年，比尚泰还小。除了梅兰芳那样的大角儿，一般的角儿日子也不一定好过，特别是结婚成家的，日子也是紧巴巴的。这些情况，在五十年代初期向党表忠心那会儿，我都如实交待过。局里是做了政治结论的。这一点，布书记也是知道的。下面，我讲讲鼓励徒弟、学员刻苦练功的事。我能成角儿，离不开扎实的幼功。这幼功非同小可，幼功扎实了，舞台上唱腔悦耳，身段好看，发展前途远大得很呐。在座的有人看过武汉京剧团郭玉崑演出的猴戏。人家郭玉崑是奔六的人了，可是表演孙悟空打出手、翻跟头，那个好哇！为什么他能够表演得那么出色？就因为他有扎实的幼功基础。那位贺玉钦也一样。他们当年练功练得非常刻苦哇。我们这些人应该像他们学习。不错，传统戏里有些玩意儿，在现代戏里用不上，但是功底还是要有的。像《沙家浜》第九场，有战士们翻墙进胡传魁的院子的表演，要是没有扎实的功底，怎么翻得起来呢？翻得起来，怎么翻得漂呢？所以即使演现代戏，传统戏里的武功基础也是要具备的。因此，我非常强调学员们必须练功，包括武功在内。部队的战士要想打胜仗，必须练射击、练刺杀；同样，演员演戏就得练武功；即使唱文戏，演员也要有一定的武功底子。像《白蛇传》里‘断桥’那一折，青蛇看见许仙，非常生气，拔剑刺向许仙，许仙翻了一个抢背，要翻得好看，没有平时的武功基础是不行的。练武功必须吃苦，怕摔怕疼就练不成。你要想当个让内行肯定、观众赞美的演员就得从小打下武功的基础。武汉京剧团演员杨正义，在《走麦城》里只是一个马僮。马僮根本就不算角儿，可人家表演得多好，我们剧团到现在还没有出一个这样水平的演员。人家表演得好，是吃大苦练出来的。我原本打算把尚泰培养出来，像杨正义那样。我唱《走麦城》，去关公，他去马僮。所以，我才说‘要想人前显贵，就得人后受罪’，目的是激励年轻人好好练功。将来可以演大戏，成角儿。一个剧团没角儿怎么行呢？没有硬里子的配角儿也不行。”
说到这儿，师父看了看布施仁，又看了看台底下，见大家没有什么反应，轻轻地叹了口气，继续说道：“下面讲一讲到国外演戏的事儿。那时候，戏班子演出，那像现在呀讲革命，那时候演戏只追求卖钱，有了钱，大家的日子就好过点。国外有很多华侨，平常根本看不到京戏，我们去唱戏，他们特别高兴，争着买票。不光华侨抢着买票，连外国人也来看稀希稀哈儿。我们的票价比在国内高一些，他们也不计较，因此赚的钱比国内要多。与此同时，我们在国外还可以欣赏异国风光，吃外国美食，心情都好多了。出去一次尝到了甜头，以后自然总想去。至于到台湾，那是回程路过的一站。台湾那时候老百姓平时看的基本上是广东戏和福建戏，都是地方戏，基本看不着京戏，京剧戏班去，大受欢迎，也是争着买票。我们自然赚的多一点。因为台湾人是自个儿的同胞，票价比较便宜，但还是比大陆赚的多一点。就我所知，当时国民党中央政府没有搬到台湾去；就是去了，我们唱戏的跟他们有什么联系呢？”
我看了一下台底下演员们的表情，都是木讷讷的，既不表示肯定我师父的讲话，也没表示否定。场面一片寂静。布施仁完全就是一副死脸子。
师父说：“对晓龙学员提出的问题，我做了解释。晓龙对有些情况不了解，可是在座的有好多是过来人，是老戏骨，他们都能理解我所做的解释。我们党一向强调实事求是，我这次就是按照党的教导做的。”
我一直盯着布施仁，看他的面部表情。我知道，他的面部表情最重要，有的人就是看他的面部表情决定自己的态度和行动方式。师父讲完了，站起来，走下舞台了，布施仁脸上居然没有一丁点表情，比最不会做表情的演员还不如。不过，他也没有说师父的坏话，只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散会吧！”这个“吧”字几乎听不清楚。他说完，就起身去了后台。
师父当众回答问题以后，我偷偷地找了云飞、小魁，要他们注意演员们、学员们是如何议论的。他们两个拍着胸脯保证:一定把听到的议论百分之百地告知我。特别是小魁态度最坚决，他说他早就看不惯晓龙那副派头，以工人子弟自居，批评这个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批评那个的感情属于小资产阶级的，动不动就说，我们工人阶级不会这样的，不会那样的，甚至把胸口拍得啪啪响，说我这多好的成分。要是有谁批评他嗓子不怎么样，武功底子不怎么样，他就说人家用技术歧视工农子弟，要比，就比阶级感情嘛。
我要他们一定要保密，不然的话，会给我师父带来不少麻烦。他们都说，绝不泄露半点机密。
演员们就像私底下商量过似的，在食堂吃饭、在后台扮戏，大家绝口不提我师父的事情。起先，我还害怕演员们会非议我师父哩，后来看到这种情形，心里安定多了。
过了两天，云飞、小魁邀我出去散步，我心里知道他们有话要告诉我，就跟他们出去了。
来到江边，小魁先说:“师兄，演员当中没什么人议论余老师，没人说你师父的坏话。只听说晓龙一个人在发怨言，不过有些话，师兄你得注点意。听说他在寝室里讲，布书记对你师父的讲话非常不满，准备以后找你师父谈一谈，让你师父端正自己的态度，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不要放不下高级知识分子的臭架子，放不下角儿的架子。”
我说：“放不下角儿的架子？你们都知道，我师父平时根本就不摆角儿的架子，这是剧团里演员们公认的。他就是个老好人，谁也不得罪。要他放下角儿的架子，其实是暗示他摆架子。你们说，这是不是在冤枉他？”小魁问:“师兄，你师父跟布书记是不是有什么仇哇？要是他们没有仇，布书记怎么老是跟余老师过不去呢？”我说:“有没有仇，这不好说。我认为我师父绝对不会跟布书记结仇哇！我师父没这个胆儿啊！要说他们有仇，只能是这么回事：布书记刚来剧团不久，我师父曾经建议布书记钻研一下有关京剧的知识，最好能跟着演员上台表演几出戏，积累一点京剧舞台的经验。”小魁、云飞说：“这本来是好事啊，是帮助布书记提高哇，不可能因此结仇啊！”我说：“谁说不是呢？听说，五七年反右以后，布施仁老是提这句话，什么右派分子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我分析，布施仁认为我师父用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来压制他，心怀不满，有了疙瘩。我师父在五七年反右以后就再也没有给布施仁提过任何意见和建议，被搞怕了。哪想到，布施仁会揪着不放呢？他的气量是不是太小了点!”
云飞说:“肯定太小了啦。都过去九年了，还记在心里要报复。也太过份了吧？看来，余老师以后哇没有安身日子过喽。碰到这种领导真是倒霉!”我说：“你们帮我盯着点，我好让我师父心里有数，早早做好心理准备。”
我到师父家去，问他是不是跟布施仁有什么仇怨。师父苦着脸说:“尚泰呀，你说，我哪敢跟他结仇哇，巴不得跟他建立亲密的关系，免得他总是没岔儿找岔儿，把矛头对着我。我都这把年纪了，怎么不懂冤家宜解不宜结的道理呢？可是，人家根本不待见我，我有什么办法呢？”我问师父，既然这样，那您怎么能入党的呢？师父叹了口气，说:“我入党，是潘潘局长提出的，要布施仁做工作。我估计，这也让布施仁不高兴。我和你师娘好上，也是潘潘局长提出的，布施仁出面做工作。可能，这都让布施仁心里别扭。”师父停了一会儿，又说:“我出身不好，是地主成分，布施仁出身贫农，估计他天生就看不惯我。我又劝他学点京剧常识，最好能上台演出，他认为是拿技术压他。反右以前，他没说什么；反右以后，他认为我鼓吹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心生愤恨，把我打成右派，多亏潘局长救了我。这种种因素加起来，他就非常恨我了。唉，这辈子算是完啦，没救了！”
我这才完全明白布施仁恨师父的原因了，看来，不把师父整死，他布施仁是不会罢休的。我对师父更同情了，也更担心了。我下定决心，不管遭遇什么风险，一定要保护师父，保护不了也绝不害师父。
我把自己的想法跟爸爸说了。爸爸翘起大拇指，说:“真是好样的，是我老孟家的种!我支持你，我是你的坚强后盾。你的想法有道理，保护不了师父，起码不能害师父。”爸爸在家里来回走了几步，说:“不过，你还年轻，有些成年人的手段你不一定对付得了。”我说:“什么手段？骂我？打我？我不怕!我绝不认怂!”爸爸笑了，说:“我知道你个性强，来硬的你不怕。问题是，他们不来硬的，来軟的，你就不一定抗得住。”我很奇怪:“什么，来軟的？怎么回事？”
爸爸说:“他们会这样跟你说，要是揭发你师父的问题，组织上会非常重视你，培养你，你的前途就非常远大。你一听，这好哇，就跟他们一起揭发批判你师父，去赢得远大的前途。这就是軟的手段。你能受得了这种考验吗？”我说:“您说的这种情况，我根本不知道，原来还有这种手段呐!今天您告诉我了，我一定要注意，绝不上当!”爸爸说:“这就对了!一句话，不管他们耍什么手段，你只掌握一个原则，绝不害你师父，就是自个儿吃亏也不害你师父。你要是害了你师父，别人表面上不会说三道四，其实心里都恨死你了，背后都会戳你的脊梁骨。那样做人才没意思哩。我们老孟家有尊师感恩的传统。当年你老爷爷对李莲英的态度就是个榜样。李莲英得罪过不少人，人家恨他可以理解，可李莲英对你老爷爷还是不错的，所以你老爷爷一直不欺负李莲英，就是在感恩。你师父比李莲英不强多了？强十万八千里都不止。所以，你一定不能害你师父，那怕跟他一起受罪也认了。爸爸做你的坚强后盾。你妈也会支持你的。”
听了爸爸的这些话，我心里更踏实了，决心尽力保护师父。
我那些天非常担心布施仁又组织人批判师父，师父已经身心交瘁，受不了啦。可奇怪的是，剧团一直非常平静，似乎没有开批判会的意思。
这是怎么回事呢？我猜想，一定是布施仁在做精心的准备，细致地安排开会的各种细节，达到一击置人于死地的目的。这样一猜测，我更着急了，也更害怕了，怕打击太重，师父无法承受。
一天早饭后，小昆来找我，说师父急于见到我。我想，坏了，一定是师父预感到不好的结果，想跟我做最后的交代吧。想到这里，我眼泪都快流出来了。传统戏里，经常有这样的情节，某个忠臣或者正派的人物在遇难之前向家人交代后事，不久这个人物就遇难了。没想到，戏文里才有的事情竟然在我的生活中出现了。师父招谁惹谁了，竟然会面临这样凶险的处境。
我想哭，可不敢哭，怕小昆、师娘看见了心里更难过。
我随小昆走进师父家，却看见师父、师娘脸色平静，甚至眉宇间略带微笑。我想:难道师父师娘什么都想好了，坦然面对灭顶之灾？
师父说:“尚泰，昨天李团长来过了，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呵，呵，真是没想到，没事儿了。”这的确是没想到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师父师娘这么高兴？师父没等我询问，就说:“潘局长又发话啦，要我们剧团不要大张旗鼓地批判《海瑞罢官》。”我问:“这是为什么呢？”师父说:“李团长告诉我，潘局长到剧团来传达中央文件。说是文件里说了，对《海瑞罢官》可以进行学术方面的讨论，还说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潘局长批评布施仁走得太远了，把声势搞得那么大，好像演《海瑞罢官》就是反革命似的，给演员们的压力太大，影响工作，搞得人心惶惶的。要我们剧团传达中央文件，稳定人心。李团长要我安心工作，不要背包袱。”
师娘满面笑容地说：“这下好啦，布施仁就是想整你师父也没辙啦。你不知道，昨天晚上，你师父高兴得喝了半斤北京老白干儿。呵呵!”
我高兴得直拍手，说:“这真是个好消息!”师娘说:“尚泰，我做了几个好菜，你中午来家吃饭。”我笑着说:“这顿饭，我还非吃不可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