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中秋，男，多年从事语文教学工作，兼教历史。出生于京剧世家，一向喜爱文史，同时喜欢写作。于二0一四年加入深圳市作家协会。近年，也在某些刊物上发表作品，如2016年刊登在深圳福田区庆祝中国共产党九十五周年专刊《一轮红日照东方》上发表散文《重访上陈铺》。参加征文大赛也多次获奖，如小说《假如一只蚊子成了精》在深圳市福田区作协主办的杂志《莲花山》2016年第十期上发表并获得三等奖,在深圳福田区第五届《“千里路·万卷书·文明人”征文》大赛中获得优秀奖，诗歌《我们的三沙》于2018年获得中国首届郦道元山水文学征文比赛一等奖，童话《龙猫成材记》于2019年获得首届魅力中华文学书画大赛铜奖，散文《鄂州西山好风光》2020年10月获第二届郦道元山水文学征文比赛一等奖。书评《历史小说应该尊重史实》于2020年4月在紫薇杯首届全国书评征文大赛中荣获最佳优秀奖，2021年散文《偏僻山乡的沧桑巨变》入选深圳社会组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诗歌朗诵会作品集，同年在全国首届《书蕴杯》诗词歌赋网络评选大赛中获新星诗人奖。
作品赏析：
长篇小说节选
《闹天宫》传奇
（一位京剧角儿的成长史）
十七
我们剧团成立革委会，结合的革命干部不是布施仁，而是李团长。这是剧团造反派努力的结果。剧团的人好像约好了似地都怕布施仁上台会报复人，一致主张把李团长结合进来。就这样，布施仁被排除在权力机构之外。我看到布施仁成天晦气重重的，见人也不主动打招呼了，也不找我喝酒了。我想，还是爸爸说得对，布施仁对我好是准备拉拢我，让我帮他说好话，以便重新上台。
我觉得生姜还是老的辣。爸爸就说过，我不是布施仁的对手。说得真准。要不是爸爸曾经提醒过我，我是真的会为他说几句好话的。
我不明白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有的人那么喜欢当官，不当官就没办法混下去。问过爸爸，也问过焦叔，他们都说那是私心作怪。经过若干年后，我慢慢想明白了，一些人喜欢当官，除了私心作怪，还有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他们并没有实际的本事，不当官就不知道能干什么，为了生存，他们必须当官，当了官，没有混饭吃的实际本事也能过得舒舒服服，还不暴露没有本事的缺陷。
正当我和师父为剧团领导班子里没有布施仁而感到庆幸的时候，又遇到了让我更高兴的事儿，就是布施仁调离剧团去汉阳县文化局安排工作的消息。我看到剧团的演员们兴奋的面容，心想这是众望所归呀。也难怪，布施仁在剧团是个整人的形象，谁见了都害怕都憎恶，留在剧团干什么呢？
布施仁是闷声不响悄悄走的。据说，那天一大早，他挑着行李，一头是铁皮箱子，一头是铺盖，急匆匆从剧场大门出去，没有一个人相送。剧团领导本来考虑他毕竟在剧团干了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准备开全团演员学员大会，表示一下心情，欢送一下。哪知道，他只说“多谢多谢”，坚决拒绝了。听说，他知道有一些人准备在欢送会上骂他一顿，所以他三十六计走为上。当年，他以军代表的身份高姿态来到剧团，演员们开会欢迎他，有人上台致欢迎词；没想到，如今晚儿竟然是这样灰溜溜地走了，境况甚是凄凉。唉，一个人混成这个样儿真没意思。可这怪谁呢？谁要他整人这么无情呢!做人呐，是得仔细琢磨琢磨这里面的门道。
我把今天布施仁这样离开剧团的事情告诉给爸爸姆妈听了。爸爸说：“这叫一报还一报!你对别人不义，别人为什么对你讲仁呢？”
我说：“听布施仁的口风，也不能完全怪他。上面的政策是这样的，改造知识分子强调了多少年了，他只能照着上面的意思来。我觉得，布施仁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爸爸笑了：“我早就说过的吧，你太年轻，不是布施仁的对手，被他三言两语就被迷惑住了。我告诉你，儿子，是的，上面对知识分子的态度越来越偏激，就差说知识分子是阶级敌人了，布施仁的确管不了。可是，这不等于布施仁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上级命令你开枪射击一个人，你必须开枪——军人嘛，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可是，你开枪的时候把枪口提高那么一点点，那个人就死不了了，这个主动权在你手里。布施仁就没有这么想这么做。听你师父说，有的县剧团找到剧团里来，请你师父给他们说说《白门楼》。你师父告诉他们，《白门楼》不是他的戏，是宋崇兰的拿手戏，应该请宋崇兰给说说。李团长觉得这没有什么问题，同意让宋崇兰给说说，不过要请示一下布书记。布施仁听了李团长的话，很生气，抱怨李团长说，怎么能让一个右派说戏呢，传出去可不得了，这是阶级立场问题，是路线问题。吓得李团长不敢再说话。后来，由布施仁出面婉拒了那个县剧团。后来，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让老宋知道了，在家里蒙在被子里大哭了一场。几个老朋友劝了半天，说要是让布书记知道了，说你哭是向党向人民发泄不满，那就把事情闹大了。这才把老宋劝住了。这该多凄惨呐!这跟拿刀子戳人有什么区别？可他布施仁就做得出来。其实，让老宋给人家说戏也可以这样解释嘛，就说是让老宋戴罪立功、为中国的戏剧事业做贡献嘛。可他布施仁就不肯这样做。这太无情了吧？把人往绝路上逼呀!他怎么就做得出来!造孽啊!人家武汉京剧团还让叶盛茂演出了全本《连环套》，还是主角儿窦尔敦。观众掌声不断。这跟叶盛兰演出《奇双会》的情形一样。布施仁的水平还是太差劲啦！”
我一下子明白过来了，布施仁要把事情做得那么极端，是他应该负责的。想想他对师父的态度，想想他在批判会上那种居高临下、得意洋洋的神态，我就心生憎恶之情。确实，我不能随随便便原谅他，更不能忘记他的劣行。
社会安定了，各行各业步入正轨了，我们剧团天天演出，唱样板戏。李团长把演出的事情都交给我师父处理。师父在剧团里很有人望，大家都服他，所以工作起来非常顺手。这样，他的心情、师娘的心情非常舒畅。
师父给郑晓龙安排他能胜任的事务。郑晓龙想演郭建光、杨子荣、李玉和，师父说他嗓子不行，武功也不行，劝他出演普通角色，不然的话，上台表演达不到要求，观众不满意，自个儿还会出丑。朱珊玉演不了阿庆嫂、李铁梅、方海珍，师父安排她出演慧莲一类角色。师父让我和云飞演郭建光和陈书记，轮番上场。师父也给三个老右派安排了演出任务，当然在那会儿的政治氛围里，他们只能去反面角色。在《沙家浜》里，耿清宜去胡传魁、李松林去刁小三、宋崇兰去日本翻译官；在《智取威虎山》里，他们三个去八大金刚里的角色。他们三个，在以往剧团排戏的时候无所事事，又不能不到场，只能苦着个脸看人家排戏，估计心里是相当郁闷的。如今，他们也能在样板戏里去一个小角色，这可是老天爷赐给的福分那呐，是个让人开心的政治待遇啊，所以态度十分积极，常常最先来到台上，打扫卫生，去食堂打开水，特别是把师父和其他领导的茶泡好，有时候还端到他们跟前。师父对他们挺客气，总是喊他们老耿、老李、老宋，从来不是直呼其名。慢慢的，台上、后台、食堂门口也偶尔传来他们的笑声，他们也常常像以前老戏班儿的演员那样，端着茶杯或者右手拿着一根上被子的银针一边剔牙一边跟其他演员聊天儿了。一时间，剧团到处充满祥和、温馨的气氛。就这样过了一年左右。
小凤高中毕业，按当年的规矩得上山下乡。她们学校安排去了汉川县。临走前的晚上，我看见师娘眼圈红红的，话语中带着颤音说道：“到乡下做事悠着点儿，别逞能。你还小，身子骨还嫩得很，要是逞能，落下病来，以后的日子有你的罪受。”小凤气呼呼地说：“我要上战场了，你不鼓励我，还尽跟我泄气，也不嫌丢人！我不高兴听！”我说：“凤儿，你怎么能跟师娘这么说话呢？师娘是为你好。我的小学同学都下乡了，回来都说农活好累，有的人硬跟农村青年比，结果得了腰肌劳损，天阴下雨就疼，可难受了。”师父说：“凤儿，你妈你师兄讲得都对。你根本不了解农村，哪里知道厉害啊！听你妈的，干活悠着点，别闹出一身病来了。不然的话，得了大病，一辈子够你受的。”凤儿撇了撇嘴，低声说道：“都怕吃苦，那农活谁做啊？农村人是怎么活下来的呀？”师父摇摇头，没再说话。我更不好开口。师娘生气了，说：“好言相劝，执意不听，就让你去作吧！有本事，病了别回来！”凤儿把头一昂，说：“农村有合作医疗，我有病在乡下治，回来干嘛？哼！”第二天，她背上背包、提着网兜，精神抖擞地到学校去了。师娘要送她，她坚决不肯，说：“您还是别去啦。免得到出发的时候，您又说那些消极的话，让同学们笑话我。我可丢不起那个人！”师娘气得要命，指着她说：“你这孩子是怎么说话呢？你想把我气死啊！”按照小凤的约定，我送她去学校。我见凤儿说话太过分，在路上，就说：“凤儿，跟师娘说话注意点儿！看你把师娘气的！”小凤说：“师兄，我妈是老脑筋，革命思想太少。我们不能老迁就她。我看你年纪轻轻的，怎么老戏班的旧观念倒挺多。你得好好改造改造，最好也到乡下去劳动几年。”我知道她打小嘴巴就溜，我说不过她，就没再言语。
到了她们学校，可热闹了：男生在聊天，一个个慷慨激昂地说着今后的打算；女生大多数沉默寡言，有的在抹眼泪，但也有慷慨激昂的，小凤就是其中最惹人注目的一个。不久，大卡车来了，左右挡板上贴着简短的标语“上山下乡光荣”、“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紧接着，学生纷纷上车。很快的，汽车发动了。男生大喊大叫，喜气洋洋；女生都不说话，抹眼泪的非常多。我叮嘱小凤要爱护身体。小凤泪下如雨，哽咽地说：“师兄，多关心我爸我妈，啊！”我拉住她的左手，拍着她手背，说：“放心吧！我以前怎么样，以后还是怎么样。”车子开动了，速度较慢。我跟着车走到校门口，眼看着车子迅速离去。
回到剧团，我去师父家，师父不在，跟师娘说了送别时的情况，说到小凤流眼泪的情形，师娘也流眼泪。
在这一年当中，上级空降了一位军队南下干部来剧团了，叫姚剑勋，担任党支部书记，说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这位新书记下车伊始，就调查研究，找演员、学员谈话，听说整理出一份剧团大事记，察看所有演员的档案。他到剧团几个月，从来没有在全体演员学员大会上发表长篇大论，也没有批判剧团里的什么不正常现象。因此，大家对他的印象还算不错，觉得他不像布施仁那样咄咄逼人。
甄小姐，说文革是动乱一点也不假。九大以后出现的安定局面没能维持多久，从第二年起又乱起来了。
怎么乱了？原来搞起了一打三反。这一打三反是怎么回事呢？在六九年，党中央下了几个文件，部署打击现行反革命活动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等工作。这些工作被简称为“一打三反”运动。这个运动是文革中耗时最长、涉及面最广的运动。这个运动有个特点，就是愈到后来愈单纯，“三反”逐渐被淡化了、取消了，而“一打”则愈来愈强调，愈来愈激烈，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甄小姐，这里有个政治背景要提一下。文革中，北京钢铁学院有个学生组织叫五一六兵团，把斗争矛头指向周恩来，被官方定为反革命组织。四人帮的成员之一就是姚文元当时写了一个小册子，名叫《批陶铸的两本书》。姚文元对陶铸的两本书断章取义，恶意曲解，把一位老革命家描画成丑陋无比的坏蛋。在这本小册子结尾处，姚文元用了一两百字专门写五一六兵团，骂他们是反革命。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全国各地都在抓这个反革命组织，湖北特别积极。告诉你，甄小姐，光湖北这一个地方，抓这种所谓的反革命就抓了十几万人。这是上了湖北省委文件的。在学习班里，搞清查所谓五一六分子或者说决派的人，经常大会小会上宣读姚文元的这一段话。我听得耳朵都起老茧了。
一打三反运动初起，我心情坦然得很。我想呢，贪污没我的份儿，盗窃我不会干，我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跟我没关系，所以对一打三反运动无所谓，抱着看热闹的态度。可是，做梦也没想到，一打三反会搞到我头上来了。
事情是这样的：小魁曾经到汉口找到武汉红卫兵第二司令部（简称武汉二司），请求加入二司。接待他的是一个叫褚国腾的大学生。这个大学生跟小魁聊了一会儿，就接受了小魁的要求，接纳小魁他们的组织“反到底”加入二司。小魁得意洋洋地回到平水，云飞、志高他们都很高兴，自认为有了坚如磐石的坚强后盾，所以造起反来更带劲了。七二零事件以后，他们更是活跃，在平水市是有名的。后来，褚国腾在湖北大学遇到一个叫鲁礼安的大学生，听过他的演讲《浠水巴河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佩服得要命。他把鲁礼安的报告介绍给小魁，小魁也佩服得要命。后来，鲁礼安被武汉警备区逮捕，牵扯到褚国腾。褚国腾被抄家，发现了一份加入二司的一些造反派组织联系人的名单，小魁名列其中，这样小魁就成了决派嫌疑人。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决派被定为武汉的“五一六”，也成了反革命组织。官方在褚国腾的名单上发现了小魁的名字，自然就追查到剧团里来了。小魁有口难辨，被抓到市里清查五一六、决派的学习班里交待问题，不准回家，不准对外打电话，不准跟任何人联系。这样一来，剧团里人人自危，个个紧张，不知道小魁会扯到什么人头上来。三个老右派更是成天惴惴不安。我倒一点也不在乎，我不认识褚国腾，不认识鲁礼安，更没加入决派，有什么怕的呢？我还经常嘲笑一些人是庸人自扰。
可是，世事难料啊。有一天，我被叫到书记办公室，姚剑勋极其严肃地问我是不是决派分子。我笑起来了，说我根本就不认识决派的人，怎么可能是决派呢？姚剑勋冷笑一声说:“你们的造反组织反倒底集体加入了决派，你怎么能说你不是决派分子？”
我说：“我们加入的是武汉二司，不是决派。武汉二司是党中央承认的造反派组织，怎么可能是反革命组织？”
姚剑勋说：“那个褚国腾加入了鲁礼安的组织，是扬子江评论的编辑，他是决派分子，小魁一直跟他联系，到湖北大学听鲁礼安的演讲，小魁就是决派，你们反倒底也是决派组织，你是反倒底的第一号头头，你不是决派，可能吗？我劝你还是缴械投降的好。不要顽固不化，否则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这时候，我知道事情已经非常严重了，必须认真对待。我说：“我是六七年元月份加入反倒底的。在我从延安回团前，小魁就联系加入二司了。加入二司不是我的决定，没我的事儿。据我所知，反倒底只加入二司，没有加入决派。再说，六七年造反派杀向社会的时候，我就当了逍遥派，没有介入文化大革命，只是在家里练功，小昆跟我一起练。”
姚剑勋说：“嗷，你那时候没搞运动，在家里练功。”我说:“不练功，每天那么多时间怎么熬哇？再说，我练功是为了演好样板戏呀!像《沙家浜》后面，战士们翻墙进胡传魁家的后院，没有过硬的功夫怎么翻得过去呀？”
姚剑勋说：“小魁跟你关系那么好，他有决派嫌疑，你也跑不掉!”我一听就火了，问他：“你没有我加入决派的证据，凭什么说我有决派嫌疑？你到底想干什么？”姚剑勋笑着说：“证据总会有的。你自己承认可以争取主动，要是证据摆在你面前了，你再交待就迟了。”
我也笑着说：“你们永远找不到证据。我没加入，怎么可能有你们需要的证据呢？”
姚剑勋说：“那就看吧。看谁笑到最后!”
我们不欢而散。
回到宿舍，我越想越气，难道小魁在学习班里乱咬一通？我想小魁不会的。他跟我关系铁得很，不可能咬我；不过，话说回来，这年头，为了自保，乱咬的事情多如牛毛。到底是怎么回事，难以下结论，走一步，看一步吧。就这样胡思乱想了一宿。
第二天早饭后，剧团开大会，姚姚剑勋在大会一开始就宣布对我进行隔离审查，搬到剧场三楼上一间小房间去，平时不得外出，吃饭、上厕所必须有人跟随。演员们都睁大眼睛看着我，尤其是师父，面露悲戚的颜色。我站起来大声说：“真金不怕火炼。我绝不是反革命!大家一定相信我。”
我在三个学员其中一个是郑晓龙的陪同下回到宿舍收拾行李，然后到剧场三楼上那个小房间去了。晓龙说：“师兄，听姚书记讲，这次运动来头很大，你还是想清楚了，争取主动!”我说:“我干嘛争取那个主动。你们都会看到的，历史将证明我不是反革命。”晓龙连连摇头。
我是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历史清白得很，他们审查能审出个什么花样来？后来我才知道，审查我只是个幌子，他们真正要整治的人是我师父。
那个姚剑勋在一次全团大会上说：“孟尚泰很顽固，至今没有悔改的表现。对他的问题，我们绝不可掉以轻心，随便放弃。同志们，你们动脑筋想一想，他孟尚泰一从延安回来就加入了反到底，为什么没加入别的群众组织呢？反到底加入了武汉二司，接待他们加入的人一直跟赵小魁有联系，而这个人是决派，这不值得我们注意吗？这是偶然的吗？我知道一些中老演员看着赵小魁从小长大，对他很有感情，所以不太相信小魁会是反革命。其实，我跟大家一样的，也不希望赵小魁是反革命。可是，我们得实事求是啊，不能从个人感情出发呀！对人对事要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头脑啊，要尊重事实啊！”
说到这里，他端起茶杯呡了口茶，又说：“赵小魁、孟尚泰都是年轻人，能有多少阅历呀，经历的事情还太少嘛，没有什么社会经验，看不清社会上的人和事在所难免，因此我更注意他们背后的成年人。我认为，这些躲在背后暗中策划的成年人特别坏，我们更应该注意他们。孟尚泰为了证明自己没有加入决派，就说从武汉造反派开始反对二月逆流的时候起，他就当逍遥派了。那他成天干什么呢？他说他在家里练功，还走台过《闹天宫》、《徐策跑城》。他以为他这样讲就可以解除决派嫌疑了。可是，他忘了，现在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人民正在进行反帝反修反资本主义复辟的伟大斗争，一个革命青年，一个爱国青年，绝不能置身事外，可是他孟尚泰就置身事外，不参加文化大革命，自己另搞一套，他想干什么？另一个问题就是搞复辟倒退的问题。我们知道，自从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份全国的剧团一律封箱以后，中国大陆再也不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了，只演表现工农兵光辉形象的样板戏。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深入进行的标志。可是孟尚泰倒好，趁文化大革命群众组织互相争斗的时机温习传统戏。这是什么行为？这是复辟倒退！六六年八月中国大陆各大城市进行了破四旧活动，孟尚泰六七年就大搞四旧，进行反扑。请问孟尚泰，你想干什么呀？告诉你，搞复辟倒退是没有好下场的。你还年轻，不要走上那条绝路。据革命群众检举，跟孟尚泰一起练功的还有余小昆。小昆呐，是这样的吗？没冤枉你吧？你父亲演了大半辈子老戏，对老戏有特殊的深情厚意，割舍不了，而你受到了深刻影响，也对老戏所表达的封建思想恋恋不舍，所以你才跟着你师兄练功，走台老戏，看来也是想复辟倒退。今天，我暂时讲到这里，以后有机会再讲。希望同志们要树立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不要在复杂的阶级斗争面前迷失了，走上错误的道路。”
我在台下听他分析问题，觉得这小子比布施仁还厉害。布施仁说话咄咄逼人，像泰山压顶，让人害怕，可这小子说话轻言细语，面相慈祥，特别能迷惑人。看来，我今后对他得万分小心。
让我担心的不是我自己的处境，而是师父的安危。今天这个姚某人一席话，恐怕不是针对我和小昆，我们是学员，份量不够，只要我们不是决派，整我们没什么价值。可我师父不同，他是平水市著名演员，是市里有名的高级知识分子，在湖北文艺界也算得上是个人物。如果把我师父整倒了，他姚剑勋才算是建立了功勋。原来的布施仁打的就是这个算盘，现在的姚剑勋也在打这个算盘。看来，我以前对姚剑勋的印象是错了，他是比布施仁更坏的家伙。想到这里，我不由得双手合十祈祷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保佑我师父平安无事。在那个普通百姓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而只能听天由命的年代，底层人民便把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老天爷大神仙身上。文革高调打倒四旧，可是又在促使老百姓怀念四旧。这是中国老百姓头脑里的迷信思想太顽固呢，还是掌权者做的事情有毛病呢？我当时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十八
很快的，让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这是我离开学习班以后才知道的，是小魁、云飞告诉我的。原来，姚剑勋找我师父谈话，追问我和小昆练功的事情，要我师父讲清楚。师父见我还在学习班里受审查，为了不给我惹麻烦，就一口承认是他要我躲在家里练功的，后来又叫自己的儿子也去。姚剑勋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师父说：“我一直不能正确理解文化大革命，自觉跟不上上面的战略部署，就产生了回避现实的思想，又舍不得丢掉传统戏的玩意儿，就唆使孟尚泰脱离运动、在家里练功，还叫儿子也去配合孟尚泰练功，以便走台《闹天宫》和《徐策平常》。这两出戏是我一辈子最想唱好的两出戏，唱好的标志是唱《闹天宫》能像郭玉崑那样，唱《徐策跑城》能像陈鹤峰一样。可是自己年过半百没有能力唱了，更要命的是现在这两出戏不能唱了，我心有不甘。我想，我不行了，让我的徒弟来，一定要把这两出戏拿下来。因此，我要尚泰在家练功，将来我死了，他可以继承我的遗志。”师父这番话在全团大会上、在全市清查五一六、决派分子学习班里也讲过。
师父的话，无懈可击，铿锵有力，姚剑勋明知是在保我过关，却无计可施。师父的话证明我没有介入运动，也就等于证明我跟决派没有关系，那么剧团审查我的决派问题就毫无意义，这样我就可以尽快解脱。事实上，我很快就从学习班里解放出来了。可是，师父倒了大霉。我可敬可怜的师父啊，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师父个性太倔，服軟不服硬，被认为是顽固不化的死硬分子。市学习班看他的问题不是决派问题，就放回团里解决。姚剑勋在全团大会上说，师父的所作所为虽然不是决派问题，但性质十分恶劣，是搞复辟倒退的问题。他说师父还有几个大问题：他的出身问题、大演《海瑞罢官》的问题、文革前重用右派分子的问题、压制红五类子弟的问题，把这些问题联系起来，师父就是文化大革命要打倒的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并且鼓动演员们学员们进一步揭发我师父的问题。最后他宣布：“根据剧团党支部的报告和文教局党委的批准，从即日起，扣除余盛昆的工资，但为了体现给出路的政策精神，发给余盛昆生活费二十五元。此外，余盛昆不得参加剧团的任何演出活动，每天的工作是打扫剧场内外和厕所的卫生。同志们，这是上级党组织的决定。我团党支部决定，从即日起，余盛昆不可擅自离开剧团外出活动，可以随同演员们学习上级下发的各种文件，参加讨论。剧团党支部还决定，余盛昆在剧团的活动，由郑晓龙、朱珊玉为正副组长的五人小组负责监督。”
姚剑勋说话的当中，师父一直趴在前面椅子背上，直到姚剑勋讲完话才跟着演员们同时离开剧场。
在剧团食堂吃晚饭的时候，我大声说：“我师父又不是决派，凭什么这样对待他？剧团党支部处理不对。我有意见!”一位老演员急得直摆手，说道:“尚泰呀，你这样闹，解决不了问题的。再说，你刚从学习班里出来，别给自个儿惹麻烦，小心又折进去了。”
我气得吃不下饭，把饭钵子放到我宿舍里床头柜上，就去师父家，看他老人家怎么了。
还没进门哩，就听见师娘的哭声。我心里好难过，一进门就半跪在师父膝下，哭着说：“师父，您为我们吃苦了。是我和小魁害了您!”
没想到，师父非常平静，说道：“该来的，总是要来的。躲也躲不掉。文革前，布施仁就跟我过不去，文革开始，他还是跟我过不去，现在布施仁不在这儿，他姚剑勋也一样跟我过不去。我也想通了，这是我的命呐。听天由命吧!你们要好好保护自己，你们好了，我就放心了。”
师父说得那么平静，我的心里一点也不平静。我不明白，这样对待我师父，真能反修防修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阴谋吗？我根本就不相信!
师父倒很坦然，每天天没亮就起来打扫卫生，先扫剧场，再扫舞台和后台，然后扫院子，扫厕所。我看不过眼，就起来帮着扫。师父看见了，直埋怨我，说我这样做其实对他对自己都没什么好处。我不明白，说：“您是我师父，徒弟帮师父总没错吧？”师父说：“你呀还是嫩了点。姚剑勋要我扫地做卫生是为什么呀？就是在大家面前羞辱我，也有在体力上折磨我的意思。我干得越累，样子越愁眉苦脸，他越高兴。你帮我，我舒服了，他心里就有气，会认为是我们师徒二人联手反对他。说不定会想些歪门邪道来对付我们。所以，你呢还是不帮我为好。我只希望你对小昆、凤儿多照顾点，让你师娘心情好一些，我就满足了。怎么样？听师父的话吧。”
我当时搞不清楚师父说得是不是有理，会不会是找借口要我别帮他！我还看见宋叔和汪丽彩老师也在扫地、扫厕所，想不明白姚剑勋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师父，于是抽空回家问问爸爸。
爸爸听我讲完，马上说道：“你师父说得完全有道理。你们剧团领导把你师父跟宋崇兰、汪丽彩放在一起劳动，就是在告诉演员们，你师父现在的政治地位跟五类分子差不多，这是在羞辱你师父。你不帮你师父，姚剑勋看在眼里就不会生气，说不定会对你师父好一点的。你要是帮你师父，姚剑勋会认为你们师徒联手对付他，说不定会加大对你师父惩罚的力度。你就听你师父的话，对小昆、凤儿好一点，既解了你师父的心结，又不会激怒姚剑勋。我们老百姓自己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就尽量不惹官方人物。自古道：穷不与富斗，民不与官争。说得确实有理。唉，这是个什么世道哇!总是说人民当家做主，可老百姓什么时候当了家、做了主哇？布施仁走了，以为今后好了，可是来了个姚剑勋，更坏。我始终闹不明白，他们这些人都是学了革命理论的呀，怎么也这么坏呢？难道是我的眼光有问题？”
师父说他能坦然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可我知道，师父不一定做得到。他个性太倔，又极要面子，他能忍受经常挨批判的日子吗？
没有被审查的人仍然干着各自的事情。我们剧团的人天天演出，演的剧目全是样板戏。一些老戏迷、老票友暗地问剧团的老演员，难道就不能演传统戏啦？岳飞戏、杨家将戏也不行吗？姚剑勋知道这个情况，在全团大会上强调过，谁要是在外人面前乱说话，剧团里将没有他的位置，还要进行批判。甄小姐，那年头，挨批判可不是一件小事，是有关你的政治地位、政治前途的大事，因此谁都怕这个。
就是唱样板戏也是麻烦事。上面规定，演出样板戏不能改动一点点，要完全按照样板团的来，灯光、布景、动作的一招一式，唱腔的一板一眼，不允许丝毫改变，否则就是破坏样板戏，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路线。为此，演员必须每天排练样板戏。其实，演员们都有的是舞台经验，演样板戏根本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为了确保样板戏的演出不出些微的纰漏，演员还是得天天排练。大家心里都烦了，却不敢有丝毫厌烦的情绪，还在讨论会上自我欺骗地说：“每排一次样板戏，我都受到了深刻的无产阶级文艺路线的教育；每演一次样板戏，我都受到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熏陶。”这些话，剧团里人人都说过，至于有几个是出于真心的，那只有演员们自个儿知道了。
我们还到乡下去演出。一部分人留在家里演，另一部分到乡下去演出。其实，到乡下去演出比在城里演出舒服多了。乡下没有我们剧场那样的条件，诸事就只能将就点，更重要的是，姚剑勋一般不跟着，这样演员们就自由多了，可以不用天天排戏，台上有时马虎点没关系。别人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反正每次要下乡演出了，我都是积极争取，说要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那时，上面提出“样板戏要提高，要普及。”一时间，全国城乡到处响起样板戏的声腔，大大改善了好多年来形成的沉闷气氛。这样，剧团下乡就增加了两个任务，一是辅导县剧团和县级以下宣传队学唱样板戏，一是观看县剧团和乡下宣传队唱样板戏。县剧团的演员一般没经过京剧专业的培养，所以根基较差，对他们不能要求高了，不然的话，他们就不能上台演出。乡下宣传队情况更糟，基本上不具备专业水平，能把一出戏糊弄过去就相当不错了。因此，他们的演出经常出差错、闹笑话，这成了我们茶余饭后谈笑的资料。甄小姐，我说几个这样的笑话你听听。
四川农村移植《沙家浜》。刁德一旁敲侧击阿庆嫂有段唱：“适才听得司令讲，阿庆嫂真是有胆量，我佩服你沉着机灵有胆量。竟敢在鬼子面前耍花枪。若无有抗日救国的好思想，焉能够舍己救人你不慌张？”那天，演员听说有城里专业的京剧团演员和区镇领导在台下看戏，就紧张得不得了，张口来了句“适才听得司令说”，麻烦了，原来押的是江阳辙，这下子改成梭波辙了。还好这位演员经验老到，顺着唱了下去：“适才听得司令说……阿庆嫂……真是好家伙。我佩服你沉着机灵办法多，竟敢在鬼子面前耍花活。若无有抗日救国的好脑壳，焉能够舍己救人你不哆嗦？”农村人演大戏，文化水平、专业素质、舞台条件都很差，自然要闹出不少笑话。好在看戏的主要是农民观众，不怎么熟悉唱词，再就是看戏只图个热闹，随便应付过去就是了，哈哈一笑，无人计较。
甄小姐，好笑吧，还有哩。一个乡宣传队演出《红灯记》，他们也是听说有城里专业的京剧团演员在台下看戏，心情格外紧张，结果出了错。在第八场“刑场斗争”中有李玉和跟李铁梅的一段对话，是这样说的：李玉和对李铁梅说，孩子！接着唱“有件事几次欲说话又咽，隐藏我心中十七年。我……”李铁梅急忙说‘爹！您别说了，您就是我的亲爹！’本来应该这样说的。可是那个演李铁梅的宣传队员一紧张就说错了，说成了“我就是你的亲爹”，由于事发突然，演李玉和的那个队员不由得笑了。带宣传队的那个负责人脸也吓白了。好在演李玉和的那个队员灵机一动，加了一句台词：“对了，我就是你的亲爹，不是亲爹，胜似亲爹。”这才糊弄过去。
讲这两个笑话给你听，不是为了嘲笑农村演出队的人，而是告诉你一件事，就是当年中国大陆的文学艺术事业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破坏，已经糟糕到令人无法容忍的程度了。本来那些县剧团和乡下宣传队在多年的演出实践中有他们熟悉的剧目，有他们独特的经验，有他们独特的传统，现在一下子要他们放弃自己熟悉的东西，去进行他们根本不擅长的演出活动，怎能不闹笑话？再说，乡下观众得到的艺术是变形的东西，得不到正常的艺术欣赏。这对服务群众和培养正常的艺术感觉是非常不利的。这是中国大陆文化事业发展中的波折，也是耻辱!闹笑话、出差错不是他们的责任，这个责任应该由当时的官方负责。这些年，我一想起这些啼笑皆非往事，心里就怨恨不已。
省级、市级、县级剧团送戏到基层，文革前就有，是一项经常性的活动。省级剧团下基层，往往到县城就行了，可市级、县级剧团下基层就是到农村去，至少是区镇。那时，我们剧团到乡下演出是家常便饭，一年中常常要占到半年左右。
在乡下、区镇演出很辛苦。辛苦在哪儿呢？苦就苦在常常要挪动地方。情况是这样的，在一个地方演完了，已是晚上九十点钟，演员们不能休息，为了不影响第二天在下一个地方演出，当晚得走夜路赶到下一处，得自个儿拎着行李；要是走公路，加上皓月当空，那还好一点，路又平又宽，走起来舒服多了，人的心情也好点；要是走乡下的泥巴路，天上没有月亮，一路坎坎坷坷、跌跌撞撞，人又有点困，那走路就辛苦多啦，心情也坏得很。要是再来点雨凑热闹，人的心情更坏，往往忍不住骂娘。有时候下一处比较远，走到一个地方要等车，演员们就坐在乡村公路边儿上等，左等不来，右等不来，你说人烦不烦？六二年的七月，我们剧团先在新洲县阳逻镇晚上刚演出完，第二天要赶到浠水县的白莲河水库工地去，于是当晚十二点多钟上了长江上的轮船汉九班（武汉到九江的一班船），天亮到了浠水的兰溪镇船码头。我们要等车去白莲河，等了三四个小时车才来，还不是客车，是卡车。车要先到县城再到白莲河，一路上被大太阳晒得要脱一层皮，还找不到喝水的地方，把人渴死。那个遭罪啊，没法提！那次，我跟师父都去了。师父年纪大了，那受得了那个罪啊，我得帮他挑行李。这倒不难，关键是喝水。司机受不了了，在一个村口停车，要大家进村找井水喝。我扶师父下车坐在路边儿上，我拿着瓷缸和装饭的瓷盆跟大伙进村了。村民听说我们是送戏下乡的，非常感动，有一个人挑了一担井水来了，演员们一哄而上，把水分了。我端着水，先一口气把瓷缸里的水喝光了，再小心翼翼地端着瓷盆来到师父跟前，请师父喝。师父平时举手抬脚是十分文雅的，没想到，他这会儿，一把抢过瓷盆就喝，先是喝了两小口，再把喉结那块抚摸了一会儿，然后咕噜咕噜一饮而尽，还深深地喘了口气，说：“真把我渴死了！”我说：“师父，嗓子没问题吧？”师父说：“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的。我能上台演出。”我欣慰地说：“只要能演出就什么也不怕了。祖师爷会关照我们的。”师父笑着点点头。演员们上了车，司机发动汽车上路。到下午四点钟左右，我们到了目的地。当晚是演出不了的了，大家都休息了。第二天，一些人用半个上午的时间把台装好了。下午开始卖票，晚上演出。
送戏下乡，不是全团都去，得留一部分人留下维持剧团的营业。我们团往往把剧团分成两个分团，轮流下乡，当然个别人调整的事也是有的。
我那时十来岁，特别喜欢送戏下乡这个活动。不是我思想境界高，是想借机出去走走。那时哪像现在，现在旅游成了家常便饭，那会儿普遍贫困，外出旅游是让人羡慕的事。我在城市长大，只从电影上和老一辈口中才知道一点农村的情况，还没有亲眼看看农村的模样，因此很想出去见见世面。爸爸、姆妈都支持我。爸爸说：“出去看看农村也好。知道农民苦到什么程度，才能知道自己生活在蜜糖罐里。”所以，剧团每次分团安排谁下乡的时候，我都主动要求到乡下去。这样，我对农村的了解就比那些从来没有去过农村的同辈要清楚得多。当然，比起我的小学同学凌峰来还是差多了。我只是走马观花，他是生活在那儿，对农村的了解比我深刻得多了。不过，他也说过，他对农村的了解比起那些长时间滞留乡下的知青还是差多了。那些知青几乎把人生最灿烂的年华都交给了农村，因此对农村的了解是刻骨铭心、永志不忘的。我是用眼睛了解农村，凌峰是用皮肉了解农村，那些长时间滞留乡下的知青是用生命了解农村。唉！
扯远了，我们还是谈演出样板戏的事情。演样板戏，对我有很大的好处。我一直坚持练功，而样板戏里需要用武功的地方不少，像《智取威虎山》里的打虎上山、小分队跟土匪的格斗，还有《沙家浜》里的翻墙和后来的开打，还有《龙江颂》里抢险合龙，后来又有《平原作战》，都有武打，没有武功底子或者武功底子不过硬就演不好。我演杨子荣一点问题也没有，驾轻就熟。可是很多学员文革前练功就没有怎么严格要求，文革以来根本就没练功，或者偶尔练练也没怎么下功夫，所以上不了台。小昆跟我练过功，所以去个战士什么的也没有问题。其他跟我一起进剧团的学员多少有点武功底子，后来练了一段时间也能凑合凑合。
姚剑勋要出身工农的学员演样板戏里的主角，可是这些学员没几个顶用。郑晓龙在《沙家浜》里只能去战士，可是在翻墙一节就不行了；《智取威虎山》“打虎上山”里杨子荣趟马他怎么也拿不下来。朱珊玉一直想演江水英，可是在抢险合龙一节，她翻鹞子翻身就不行，何况是“串翻身”，怎么教也不行，怎么练也不行。拍电影可以找替身，可舞台上不可能找替身啊，她只能去阿莲，她气得哭也没辙。江水英一角只能由汪丽彩老师担任。她那一串鹞子翻身，翻得可漂亮了，观众常常给予热烈的掌声。照常人的思维，姚剑勋作为剧团的第一把手看到这样的演员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可是恰恰相反，他看在眼里，气在心头。听说他找了一些出身工农的新学员谈过话，要他们振作起来，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艺术上压倒那些出身一般甚至家庭有问题的老演员，给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增光。可是，除了郑晓龙和朱珊玉表态要在艺术上争取胜利以外，其他新学员都以沉默待之。也有个别新学员说：“干吗非要压倒他们不可呢，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团结起来把戏演好不行吗？”对此，姚剑勋气得要死，却只得忍住。我看在眼里，当然高兴呐，心想，你平时唱革命高调，具体办事就不行了吧？这时候，我真正感受到师父说得对，为人民服务得有实际的真本事。幸亏我和小昆坚持练功，不然的话，演杨子荣怎么可能有我的份？演战士也轮不到小昆呐。师父，您真英明啊!文革后，汪老师才告诉我，她知道我和小昆在私底下练功，自己也关起门来练，所以功夫没有回。我听了以后直笑。
我把这些情况告诉给师父听，他听了没怎么说话，只是叮嘱我和小昆，以后继续抓紧练功，不要在业务方面给姚剑勋造成排斥我们的借口。爸爸完全赞成我师父的说法，说姚剑勋总想排斥我，抬举出身好的人，我如果武功不行，他就有了借口，我还没话说。
我觉得两位前辈的话非常有理，所以练起功来更勤奋了。跟我一起进团的师兄弟也加紧练功。由于我们的带动，后来进团的学员也天天练功了，还经常请我和其他师兄弟指导。
那些年，中国大陆老百姓的文化生活极其单调，所以大演样板戏深受欢迎。我们剧团经常要增加场次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因此，演员们都很劳累，特别是角儿更辛苦，常常是连演一个来月不得休息。不过，剧团的人都没有怨言，反而表现出兴奋的神态。
甄小姐，你问演员们为什么没有怨言？演员们没有怨言，不是因为喜欢演样板戏，而是因为天天演出，姚剑勋就没有时间开批判会了，也不在开大会的时候发表演讲抓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了，因此演员们心理上感到轻松，连那三位老右派也过得比较放松了，时不时弄点小酒喝喝，当然是躲在家里喝。这是文革后宋叔告诉我的。我听了之后感叹万分。
师父和汪老师也不做清洁了，姚剑勋安排他们参与样板戏的排练。汪老师辅导朱珊玉练鹞子翻身。《龙江颂》里江水英一串鹞子翻身，戏班里把这个动作叫“串翻身”。没有一点功底，这个动作是练不出来的。朱珊玉武功底子不行，翻一个鹞子翻身都吃力，翻一串根本办不到。因此，她不能出演江水英。姚剑勋非常不满，批评汪老师吧他没有理由；鼓励朱珊玉吧又没有用。师父辅导晓龙演郭建光，晓龙也是武功底子不行，表演起来身上难看。师父和一些演员提出要我出演郭建光，姚剑勋答应不是，不答应也不是。我知道了，非常气愤。师父要我别争，告诉我，为了演出顺利，姚剑勋会考虑的。硬要晓龙上，观众不满意，他也不好交代。我听师父的话，每天自个儿练功，走身段。我看见姚剑勋有时候在台下默默看着我练功，脸色不好看。我不理睬他。
本来，师父不扫地了，管排戏了，应该顺心点啦，可是小凤的事让他和师娘都烦得要命。原来，凤儿在乡下生病回来了，是星期天中午到的家。一进门，就抱住师娘轻轻地哭了。师娘也跟着流泪，问她怎么了。凤儿说：“心口疼，腰也疼，公社卫生院没办法，建议回城治疗。”师娘问怎么会病了。凤儿说：“我总想快点锻炼出来，看农村姑娘挑多少我也挑多少。开始好像就是有点累，身上没什么事儿。那知道才一两个月腰就疼起来了，疼得还满厉害的。后来，一变天就疼，疼得直不起腰来。这几天，心口也疼，我就有点害怕了。我们知青点的同学也劝我赶紧回来治治，别拖成大病。队里人也这么说。我就请假回来了。妈，都怪我太逞能了。”师娘说：“别这么说。你们太年轻，没经验，出点麻烦是免不了的。现在，别的不管，先到医院去。”小凤说：“我生病的事儿别告诉大师兄，他会笑话我的！”师娘说我不会笑话她的。她翘着嘴巴说：“反正您别告诉他！他肯定笑话我当初不听您的话！我还不了解他？早把他看透了！”师娘笑着说：“你能了解他多少？自作聪明！”
我听到凤儿回家的消息赶到师父家的时候，师娘跟凤儿刚回来。我说：“凤儿，病啦？以后多注意点儿。农村的活儿可累了，土生土长的人还能适应，你从来没有锻炼过，哪能由着性子来呢？记着，以后干活悠着点儿！”小凤嘟着嘴跟师娘说：“怎么样？我就知道他会找这个借口教训我的。您还说他不会的。现在，您都看到了吧！”师娘说：“这就是你不对啦！你师兄说你是为你好嘛！你生的是哪门子气呢？”小凤说：“我就知道您会帮着他欺负我。”师娘说：“你瞎说什么呢？欺负你能赚几个钱呐？别冤枉你师兄。”听她们娘儿俩拌嘴，我在旁边笑得不行。小凤看着我说：“你别太得意了！你以后别生病！”说着，她进寝室里去了。
师父、师娘人缘儿好，以后几天，来师父家探望的人还真不少。那年月，几千万知青下放，牵扯到几千万家庭，当父母的日夜揪心，自然把别人家的事当成是自个儿家的事关心了。
十九
日子要是这么过下去不就舒服了吗，可是在七三年年底，政治氛围又突然紧张起来了，是批孔，就是批判孔夫子。批孔不联系现实问题，又要讲一些历史知识，我满喜欢的，就经常听广播，看报上批孔的文章，觉得非常有意思，只是看得稀里糊涂。可没想到，到第二年情况出现突变，批判孔子跟批判林彪联系起来了，合称批林批孔。后来把攻击秦始皇作为林彪的罪行，这实在让人费解。他们两个人相隔两千多年，怎么会联到一起的呢？更要命的是，上面提出要反对修正主义路线回潮，并且下了文件，传达河南的马振扶中学一个学生挨了老师的批评而自杀的事件，指出学生自杀是修正主义路线回潮的结果。
我这才意识到这次批林批孔不单是弄清历史上的是非跟理论上的是非，而是要搞政治运动了。这样，各单位在批林批孔的同时，开始抓回潮问题。大街上已经出现了有关反对修正主义路线回潮的横幅和标语。
一天，我在去我家的路上碰见了凌峰。他七一年招工回城了，在武汉机床厂工作。我问他武汉市反回潮进行得怎么样。
凌峰告诉我:“我们厂好像没怎么动，动得厉害的是学校。”他还说：“听一些同学的弟弟妹妹们讲，刚开始，市一中由于学校领导的号召，来势汹汹，学生纷纷给老师写大字报，控诉老师如何用考试来打压学生，搞分数挂帅。老师都很生气。没想到，老师的脾气也变坏了，对学生动不动也张嘴骂人，什么婊子养的”、“狗日的”，张嘴就来，完全没有一点点知识分子的斯文劲儿，仿佛一夜之间就变了个人似的，再不像文革初期那样胆小怕事、伸着脖子让人砍了，现在他们是主动出击，比学生还野蛮。
凌峰问我剧团里是怎么搞的。我说剧团里还没有怎么搞。他说，没怎么搞那是好事儿啊。我说怎么不是呢。
后来，我才知道，我太幼稚了，其实剧团里在暗流涌动，只是我不知道罢了。我只看到师父的脸色非常不好，见到我也不怎么说话。
一天上午九点钟，剧团里开全体演员学员大会。大会由李团长主持。姚剑勋先上台发言。他说：“这些日子，社会上很热闹，各单位都在反回潮。我们剧团一直没什么大的行动，只是贴了几张批判林彪、孔老二的大字报，这算热身，因为没有涉及剧团里具体的人和事。今天可不同了，今天我们要联系实际了。”
我想：“联系实际，联系谁呢？”
我突然听见姚剑勋轻微而清晰地说道:“下面请余盛昆同志发言!”
我浑身一震，一下子明白过来了，他所说的联系实际就是整治我师父。我想，布施仁跟师父在一起工作多年，经常有不同意见，难免产生抵牾，所以布施仁总想报复他；可姚剑勋跟师父在一起工作的时间并不长，不会产生多少矛盾，那为什么也不放过师父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
我看到师父默默地站起来，默默地走上舞台，默默地坐在放置在舞台中间的椅子上，默默地掏出一叠材料纸，语气沉重地念材料纸上所写的文字：“同志们，在我停止演出专门搞剧场卫生以后，姚剑勋书记找我谈过好多次，苦口婆心地开导我 ，要我再一次向剧团党支部和群众解释我的一些问题。我以为，我已经向党和群众解释过了，还有解释的必要吗？这个想法一直充塞我的头脑。经过姚书记一而再、再而三地开导，我经过好长一段时间地思考，逐渐认识到以前的解释实际上是在表功，客观上起到阻碍运动的作用。于是我有了新的认识，并且把我的新认识写下来交给姚书记审查。姚书记认真看了几遍，还亲笔帮我修改，增添了不少内容，使我的解释更深刻更接近事实真相。这里，我向姚书记表示真诚的感谢。”师父念到这里，大大喘了一口气。我知道，师父这样喘气是心里非常痛苦导致的，可怜的师父啊，您何必这么折腾自己呢？难怪这一段时间您见了我也不说话哩。您心里苦啊！
师父继续念稿件：“我出身地主家庭，从小好逸恶劳，总想过不用肩挑背驮的生活。原本想读书做官的，可是由于爷爷经营不善，爸爸又没有改善爷爷留下的烂摊子的能力，遂使家庭破产了。我一下子跌入半贫困的状态。我不能继续读书了，想走读书做官的路也走不成了，可我又不想像农民那样干活吃饭，也不想走上革命道路为解放人民去流血牺牲，所以就选择了唱戏这条路，指望有一天成角儿赚大钱又可以吃香喝辣了。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格外勤奋地学习，学习唱戏成角儿的各种技能，没有像革命前辈那样投身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解放后，我这种指导思想仍然没有变。即使经过解放初期的政治学习、批判反动电影《武训传》、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思想改造运动，我仍然顽固地保留着那个错误的指导思想。我以为，我只要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就行了，完全放弃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高级知识分子应当承当的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责任。我是共产党员，可我的思想深处仍然是封建主义的王国。”
“我长期以来还有一个想法，在新中国演戏应该完全是为人民服务了吧？那么，我努力唱戏、努力培养接班人有什么错呢？事实证明我错了。姚书记带我学习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中央文件，就是《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份文件是在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江青同志主持下制定的，还经过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修改。这是一份划时代的文献。在姚书记的指点下，我反复看了几遍，其中最最重要的，是这份文件明确指出，我国文坛一直被一条又粗又长又顽固的黑线统治着，地主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贫下中农的政，难怪文化大革命的总纲领《十六条》里指出，这次运动要改革文艺，改革教育，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认识一提高，思想上的纠结就解开了。我认识到这十多年来，我唱戏其实是在为文艺黑线服务，表演古人死人，宣传地主阶级的思想，宣传封建主义，做了不符合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事情，为资本主义复辟添砖加瓦，大造舆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我在文艺黑线的指使下就做了这样的工作。我越努力唱戏，越努力培养接班人，对文艺黑线的贡献就越大，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损害就越大。像《春秋配》里，那个小姐离开家出来捡柴，她唱道“羞答答”。劳动人民经常外出捡柴，从来不会羞答答，这位小姐羞答答，证明她做惯了地主小姐，小姐架子放不下来。这样的人物根本没有表现的必要，要表现也应该是批判的对象，可是那出戏对这个地主阶级小姐充满了同情。那些劳动人民也在捡柴，作者怎么就没表示同情呢？这就证明作者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演这样的戏能给观众带来怎样的影响？只会让观众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还有《锁麟囊》，那个地主阶级小姐竟然给素不相识的平民女儿一个装满金银财宝的袋子，这怎么可能呢？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鲁迅先生就说过：‘贾府的焦大是不会爱林妹妹的。’那个地主小姐会爱一个平民的女儿吗？答案一定是否定的。可是，在文艺黑线统治下这样抹煞阶级差别、抹煞阶级斗争的戏剧竟然成了所谓经典剧目!真是害人不浅呐!”
“姚书记还指点我想得更深刻一些。他告诉我，江青同志指出，那个阶级的人物占据舞台的中心决定了文艺的阶级本质。我经过了再三思考终于明白了江青同志这个极其深刻的论断。我想到了《一箭仇》。这出戏把反面人物史文恭当作主要角色，相貌堂堂，浓眉大眼，就像个正面人物，而把梁山好汉当配角；第二，抓住史文恭的是两个小丑，声音怪异，动作怪异。这出戏公然美化拼命维护地主阶级利益的走狗史文恭，把这个家伙作为主角，这证明这出戏的本质是地主阶级文艺的。我也演过一些传统戏，现在想想，真是罪莫大焉。特别是演出《海瑞罢官》，简直就是帮助吴晗这些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共同制造资本主义复辟的舆论……”
师父念到这里，稍微停顿了一会儿。我听出师父话语中的哽咽之音，猜到他心中有着强烈又压抑的愤懑。我好同情师父啊，他说着自己不想说而不得不说的话，明知是自己在贬损自己，却要装着痛心疾首的样子，这对他一个个性倔强、极好面子的人该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呀！师父他受得了吗？
师父继续念他的讲话稿：“我和吴晗、马连良素不相识，为何配合得这么好呢？关键是我的头脑中充满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所以就很自然地跟上这些坏人的步伐。我演《走麦城》也因为在思想上跟田汉这伙坏人一致，他们一动，我就马上响应，成了他们推行文艺黑线的马前卒。所以，我是有罪之人啊！每当我想到这里，我就觉得我这十几年来演出各种剧目并没有为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做出丝毫贡献，辜负了党的期望、人民的期望，浪费了国家的粮食，糟蹋了国家的给我的工资，……”
说到这里，师父站得直直的，朝演员、学员们鞠了一个深深的躬，嘴里说道：“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
我看见师父抬起头来时脸上流淌着两行泪水。我也看见姚剑勋脸上满满的得意神情和意味深长的微笑。我的心被一把无形却锐利无比的尖刀刺痛了！我不由得用右手紧紧抓住心口前面的衣服，左手攥得紧紧的，牙关也咬得紧紧的，真有点儿李铁梅“仇恨入心要发芽”的感觉！
师父讲完了，缓缓地走向台口准备下来，我赶忙跑过去搀扶他。他捏住我的手走了下来，坐在原来的位置上。
姚剑勋满面春风地坐在舞台正中的椅子上，大声说道：“刚才余盛昆同志发言非常好，深挖了自己灵魂深处的一些肮脏的见不得人的东西，并且深刻批判了这些丑恶的东西，还留下悔恨的泪水，这是他斗私批修取得胜利的结果。要改造旧思想，给灵魂来一次彻底的清理，从而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不把自己灵魂中最肮脏最见不得人的东西挖出来给人看，不经过群众的严厉批判，不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不痛哭流涕，是绝对办不到的。余盛昆同志今天的发言是他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的第一步。这一步迈不出去，是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的。我为余盛昆同志能走出这一步感到欣慰，我向他表示热烈的祝贺！”说着，他站起来使劲地鼓掌。他又说：“下面，请郑晓龙同志发言。”
晓龙昂首阔步地走上舞台，站在中间，念着发言稿：“听了余老师的发言，我深受教育，也深受启发。我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自来红的想法很强，认为自己是天生的无产阶级革命者，根本不需要改造灵魂。经过文化大革命，看到许多曾经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人不注意改造自己的灵魂，最后走向反面，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成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我想，我没有革命的经历，没有经受革命战争的考验，凭什么就是当然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呢？所以，我也要进行灵魂的改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可靠的接班人。这是我听了余老师讲话的一点收获。第二，我给余老师提一点意见，请余老师参考。余老师说他十几年来演传统戏是没有认识到这些旧戏的阶级本质，特别是演《海瑞罢官》只是思想上跟吴晗、马连良他们有联系，我认为这样的说法并不深刻。我认为，余老师思想深处是希望资本主义复辟的。为什么这样说呢？他出身地主，过了几年地主少爷的美好日子，后来尽管家庭破产了，但曾经过过的地主阶级美好生活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因此他时时刻刻希望恢复过去那种生活，选择唱戏只是迫不得已。解放后，他仍然希望能够恢复曾经过过的地主阶级天堂，所以对文艺黑线是发自内心的爱，认为文艺黑线是让他恢复地主阶级天堂的最好手段。这样，他自然对鼓吹退田的《海瑞罢官》心有所爱，他是自觉地要为这出坏戏摇旗呐喊，而不仅仅只是思想上的联系。这一点，希望余老师认真考虑考虑。”
郑晓龙话音刚落，姚剑勋就带头鼓掌，嘴里说着“好，好哇！革命小将思想觉悟就是高。难怪有这个说法：‘现在不是三娘教子，而是子教三娘’。他的发言说到了点子上了，深刻极了。说得好哇！今天晓龙的发言给了我好大的启示。请余盛昆同志慎重考虑革命小将的意见。好，现在散会！”
我赶紧跑到师父身边，扶起师父。啊，师父的手冰凉冰凉的，身子仿佛也变软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师父这样软弱。这个该死的郑晓龙说师父是自觉配合吴晗、马连良贯彻文艺黑线，搞资本主义复辟！姚剑勋还说郑晓龙的发言说到了点子上了——什么狗屁点子，完全是诬蔑！
师父对我说：“我想回家去躺一会儿。”我说：“我扶您回去。”师父摆摆手，说：“不必了。你晚上来吧。”我松开了手，看着脸上泛红、低头弯腰的师父缓缓地离开。看着师父佝偻的背影，我发现师父一下子变老了许多。我好可怜他！
中饭我没吃，因为吃不下。我为师父这样贬损自己感到悲哀，心里别扭得要命，就回去找爸爸，把批判会上师父贬损自己的情形说给听。
爸爸听了只是叹气，说：“自古以来，有个说法，叫‘士可杀，不可辱’。可是现在，中国的士自己侮辱自己的现象太多了。文革刚刚开始，郭沫若就说自己写的书都有问题，应该一把火烧掉。说得振振有词，理直气壮。作品是作者的孩子，谁忍心动手伤害自己的孩子。可是现在，伤害自己孩子的事成了知识分子的家常便饭。”我说：“是谁要他们这样做的呢？中央下文件了吗？”爸爸说：“要是中央下文件要他们这样做倒好啦，可悲的是，上面没下文件，是他们自个儿要这样做的，还争先恐后哩，生怕落在别人后头。”我说:“这不太贱了吗？”
爸爸说:“是啊，谁说不贱呢？他们自个儿也知道。唉!”爸爸停顿了一下，看了看外面，又说:“你焦叔说过，李白写过这样的诗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古代知识分子中还有不肯巴结权贵的知识分子，可是现在就没有了。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上面打击得太狠了，不准知识分子有那么一点点不驯服的表现，只要有那么一点点，就无情地打击。五七年反右，那些提意见的人完全没有不事权贵的意思，只是表示了一点不满，或者一点不同的意见，上面就把他们打成了右派，在各方面歧视他们，好处没有他们的份儿。这其实就是警告!难怪知识分子基本没有骨气了!中国那些士的精神早已荡然无存了。这是进步呢，还是倒退呢？我判断不了，你焦叔也只是发发牢骚，他也判断不了。”
爸爸问了我师父的精神状态，我说：“他心里难受，但是不能说出来。看样子，他憋得挺难受。”爸爸说：“估计你师父一定是难受到了极点。如果发泄出来倒好了，这不能发泄出来，对他的身体可不好哇。这样，你回剧团后，一定去你师父家，就说我说的，希望他千万要想开点，没有过不去的坎儿，现在最重要的是保命，命保住了，将来兴许还有希望。记住了？”我学军人那样把身子挺得直直的，说:“首长放心，我记住了!”
我吃了姆妈做的馄饨以后就回团了。
我走进剧团大院，看见了宋叔——他正在扫院子。宋叔一看见我，就说：“你刚才跑那儿去了，一些人找你没找着。”我问：“找我干什么”。宋叔焦急地说:“你还不知道吧？你师父发急病送到医院去了，是市立第一医院。说是脑溢血，危险得很。你快去啊!”
我一听是脑溢血，直吓得魂飞魄散。我知道这种病太可怕了，就是治好了，人也可能废了。师父这一身功夫怕是要全毁了!想到这里，我辞别宋叔，转身直奔医院。
到了医院急诊室，见师父闭着眼睛、乱动手脚，嘴唇嗫嚅，不知在说什么。师娘坐在边上直哭，小昆也跟着哭。
我走上前去，轻轻叫了声“师娘”。也许是我叫师娘的时候声音带有哭的意思，师娘回头看见了我，哭得更厉害了，说道：“尚泰，你来了，快看看你师父吧。”我走到师父旁边，挨着师父坐在急救床边上。师父看见了我，突然像明白过来一样，说了一句：“你来啦!”我说：“我爸要我向您问好，劝您想开点，没有过不去的坎儿。”师父没有说话，只是伸出左手。我看见师父左手五指并拢向下。大家都不知道师父在表达什么意思。我把师父的手势做了出来，猛然醒悟，说：“师父，您放心，我一定继续好好练功，演好《闹天宫》。”
师父又将左手划了几下，是圆圈儿。由于有上次的暗示，我很快就明白了，就说:“我还要演好《徐策跑城》。”师父把眼睛闭上了，后来直到去世，再也没有睁开过。以后好多年，我一想起病床前的情景，就忍不住要流泪。师父在临终之时，还在想着我将来的事情，这只有亲娘亲老子才办得到的事，我师父办到了。这是多么深厚的感情呐!
晚上八九点钟，小魁、志高、云飞、汪老师、赵老师、邓老师、杜老师他们都来了。李团长也来了，说是代表剧团领导班子。
当晚十一点三十四分，师父走完了他的一生路程。当主治医生宣布死亡的时候，师娘大喊了一声：“老余啊，你就这么走啦!”接着，师娘摇晃着身子走到病床前扑在师父的遗体上。我和小昆、凤儿、小魁、志高、云飞、和几个守在师父身旁的几个同届的师兄弟都齐刷刷地跪在师父的遗体旁。那几位大人都聚集在病床周围，汪老师还哭了。
医院的男护士推来活动床，把师父遗体抬到床上，推走。汪老师陪着师娘，我一只胳膊搂着小昆，另一只手拽着凤儿的左膀，跟着护士走向太平间。其他人就离开了医院。
这一夜，我没有回家，也没有回宿舍，就待在师父家，先劝师娘、小昆睡下。我就在小昆旁边坐着，直到天亮。中间儿打了几回盹儿。
我以为剧团的演员会到师父家慰问师娘他们的，可是等了一晚上，竟然无一人登门。师父平时待人不错的，从没得罪过谁，怎么人刚死就无人问津了呢？我既不解，又愤怒。天刚刚亮，我蹑手蹑脚地走出师父家的房门，来到院子里。奇怪的是，已经有人在走动了，他们看见我，都冲我点头，或举手打招呼。我不明白他们的内心在怎么想。
突然，我看见宋叔站在一个旮旯里朝我招手，示意我过去。我看了看周边，没有别人，就走过去了。宋叔抓住我的手说：“我和你耿叔、李叔想去你师父家慰问几句的，可是想想我们的身份我们就不好去了。虽说我们早已摘了帽子，可又戴了摘帽右派的帽子，这摘帽不摘帽一点区别也没有。看来，这右派的帽子是永远戴在头上了。我们怕到余副团长家去慰问，会对他不利，所以就没去。希望你能理解我们的难处。尚泰，我刚才说的全是真心话，你跟你师娘解释一下。你师父是全团最尊重我们三个的人，我谢他一辈子。”宋叔说到这儿，眼圈儿红了。我听了好感动啊，说：“您这么一说，我相信师父的在天之灵会理解你们的，我师娘也不会说什么的。”宋叔说：“那就好，那就好!”
我问：“别人怎么都不上我师父家去看望一下呢？”宋叔紧张地看了看旁边，说：“我说了，你可不能说出去。不然的话，姚剑勋知道了，我就惨啦。昨天下午，你们都在医院里，郑晓龙在食堂里嚷嚷，说是姚书记讲的，挨了几句批判，暴露了一点灵魂深处的脏东西，就发作脑溢血，至于吗？晓龙还说，‘我估摸着，这会不会是在示威呀？’”
我瞪大了眼睛，说：“操的！这还是人话吗？”宋叔脸也吓白了：“尚泰，你可千万闹不得啊，不然的话，我就完啦!”看着宋叔满面恐慌的神情，我立马冷静下来了，意识到不能冲动，不能害了无辜的人呐。我强行控制着自己内心那种像火山爆发式的情绪，握了握宋叔的手，拍了拍宋叔的肩膀，说道：“您放心吧，我不会乱说的。”宋叔才平静下来，点点头，长吁了一口气。
我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可又不能在宋叔面前哭，就忍住泪，走出剧场大院，来到马路边上，在离剧场一两百米的地方对着一棵大树哭了。
人都说，哭一哭，悲伤的心情会好些，可是我不同，越哭，心情越悲伤，恨不得拿斧头去砍姚剑勋。晓龙才多大呀，懂个狗屁，那些话他怎么会想得出来，一定是姚剑勋说的，让晓龙去传达。我心头还是一个疙瘩解不开：他姚剑勋跟师父怎么会有那么大那么深的仇恨呢？不应该呀，他姚剑勋不应该那么恨我师父啊!怎么像布施仁那样跟师父过不去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我还是太年轻了，理解不了他们大人之间的一些事。
我抹干眼泪，回到师父家里。
这时候，师娘已经起床了，头发散乱的，坐在床边发呆。小昆坐在师娘两边沉默着。我见师娘这个样没敢问她，怕一问她会引起她大哭一场。我问小昆：“你吃早点了没有？”
小昆说：“还没哩。你吃过了？”
我说：“我也没吃呢。小昆，你是个男子汉，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饭还是得吃，不然饿坏了身体，就什么都完了。我现在去买点早点回来，我们一起吃。”说完，我转身出门，一直奔剧场外面买早点。
出剧场左拐一百米再左拐有一条街，这条街有很多饭馆和早点摊，凡汉口有的东西，那儿全有。我买了面窝、糍粑、酥餃、油条这几样味道刺激的面食带回师父家。
小昆拿了就吃。师娘怎么劝也不吃。她拉住我的手，叫我坐在她旁边，说：“你师父昨天回家就躺在床上跟我说：我今后没法做人了，自己把自己骂成这样，我贱呐。我写了自我批判稿给姚剑勋看，他一百个不满意。我说我只能写到这个程度了，实在没法写深刻了。他说不要紧，我可以帮你修改嘛，到时候你照着念，还是算你的。在开会前一个多钟头，他把批判稿交给我。我一看，哪像是我写的呀，可是，想改也来不及啊，再说我也没有能力改呀。他硬要我承认当年唱戏是为了想过地主阶级的生活，这哪跟哪啊，梅兰芳唱戏难道是想过地主阶级的生活？演传统戏是为了资本主义复辟，这扯得上吗？他要我承认自己有罪，那中央首长看传统戏是不是鼓励犯罪呢？毛主席还喜欢看《曹操逼宫》这出戏哩，难道是鼓励资本主义复辟？他姚剑勋整个是牛胯里扯到马胯里，胡说八道哇。可是，他要求我得这样念，不然不算真心实意，就过不了关。马上就要开大会了，我也没想太多，一心直想着赶快过关吧，免得拖累你们。我念完了，又叫一个小孩子批判我，简直成心侮辱我呀。我越想越恨!这要我以后怎么做人呐？我想不通，想不通啊!难批判我就可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能够反修防修？他是高看我啦。我哪有本事搞资本主义复辟呦？想不通，想不通啊!说完，他饭也不吃，就睡下了。哪知道，这睡下去就起不来了!”说着，师娘就嚎啕大哭起来，哭着，哭着，突然起身，跑到门口，大喊大叫：“我老余究竟做错什么了，要这样对待他？”说完，坐在地上大哭。我和小昆跑出来，流着泪扶起师娘，往房里走。
这时，郑晓龙来了，语气急促地说：“余师娘，姚书记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赶快办好余老师的后事，请您节哀。”我说：“谢谢领导的关心，请姚书记赶紧帮忙把我师父的后事办了。”晓龙说:“我马上向姚书记汇报，就说家属希望赶快处理余老师的后事。”我说：“你快去吧。顺便问问，什么时候开追悼会。別忘啦!”晓龙一边点头，一边说“忘不了”，转身跑了。
果然，师父的遗体送到了市殡仪馆准备火化。小凤接到信赶回来了，少不得抱住师娘大哭了一场。后来，我去了师父家，她又扑在我怀里大哭。我安慰了半天，才止住她。
火化那天，我和师父的家属去了，李团长也去了。邓崇余、赵宝魁作为演员代表，郑晓龙、朱珊玉作为学员代表也去了。姚剑勋没去，晓龙说姚书记到文化局向局长汇报剧团反对修正主义回潮的情况，分不开身。我对姓姚的到不到殡仪馆不太在意，心想不来还好了，本来师父的死就跟他有关，可以说是他一手促成的，我恨他还来不及呢，怎么指望他来殡仪馆给我心里添堵？
奉迎师父骨灰出火葬室门外时，我端起事先准备的大陶盆准备往地上摔。晓龙拉住我说：“孟尚泰同志，你这样做是四旧!姚书记有先见之明，叮嘱我提醒你注意，不要太感情用事。”
我挡开晓龙的手，坚定地说:“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师父，师父，就是老师加父亲。我这个当儿子的为父亲摔盆打碗，有什么问题？要说是四旧，我今天还就四旧了!”说完，我端起那个陶盆往地上一摔，只听见砰的一声，陶盆摔得粉碎。我哼哼地着走出大门。小昆捧着父亲的骨灰盒跟着我走出去了。师娘把左手搭在凤儿左肩上也走了出去。
小昆把父亲的骨灰盒放在骨灰堂的一个地方，我带着小昆、凤儿跪下磕了几个头，站起来和小昆左右扶着师娘鞠了几个躬。师娘说：“老余啊，今后你就一个人待在这儿了。想我们了，就托个梦啊!呜呜呜!”，我挽着师娘的左膀离开骨灰堂，跟剧团的几位坐卡车回去了。
后来，听小魁讲，剧团里的人，特别是老演员对我摔盆打碗的行为没有不感动的，个个翘起大拇指赞不绝口。我没有进行解释。其实，这个摔盆打碗的行为不仅仅是表达孝心，主要是带有示威和发泄的意思。我恨姚剑勋。我还是那个想法：布施仁跟师父在一起工作多年，难免有思想分歧，他抓住师父不放是为了报复，可他姚剑勋跟师父相处时间并不长，为什么也抓住我师父不放呢？难道正如布施仁说的那样，是上面对知识分子就是那样的态度，他姚剑勋不过是在执行上面的政策而已？我那时太年轻，阅历太浅，不明世故，怎么想也想不明白。等想明白的时候，已经是改革开放年代了。唉，往事不堪回首哇!
这天，剧团召开全体人员会议。潘局长到会讲话。
潘局长亲自来剧团讲话，会讲些什么呢？我估计一定是鼓励我们更进一步把反对修正主义路线回潮进行到底。这样的讲话，这些年听得太多，耳朵都长茧了。这个运动什么时候是个头哇？我已经没有运动初期的那股热情了。那时，我一心想当革命的闯将，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如今，我不那么想了。当时，上面说，不搞文化大革命，会有千百万人头落地，可是我看到的是搞文革使许多无辜者人头落地，其中就有师父，还有姜尚梅老师。听到的就更多了，武京、省京因文革而死、而伤的大有人在。我有时甚至产生这样的想法，这样的运动还有必要搞下去吗？每当这个想法出现在脑袋里的时候，我都会吓一大跳，这可是离经叛道的想法啊!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否定文革就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啊，属于惊天大案！我不敢跟别人聊这个最敏感的话题，只在心里闷着。有几次，我差点就跟爸爸、焦叔讨论这个话题。我知道，这个话题，他们未必敢跟我讨论。后来，我想到，既然不能随便讨论这个话题，那就不谈吧，免得人心惊肉跳，昼夜不得安宁。今天，潘局长来剧团又是老生常谈，只当是一阵风吧。
潘局长说：“这段时间，你们剧团反对修正主义路线回潮进行得很热烈，说明大家关心国家大事，有责任心。”听到这里，我想“果然是老生常谈”。接着我听他说：“我今天要讲的是，我们应该怎样进行反对修正主义路线回潮的斗争。”我想：“坏了，又不知道谁会倒霉啦!”他又说：“最近一段时间，一些学校学生给老师贴大字报，搞得师生关系紧张至极，教学活动根本无法进行，跟文革初期一个样。这叫学生斗老师，后来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被清算了，是工作组挑动群众斗群众的一个罪行。现在，又出现学生斗老师的现象。你们剧团也有很多批判老师的大字报。这本身也算回潮。因此，批判老师就是以回潮反回潮。这怎么行呢？这是方向、路线问题。大家不可以等闲视之。”
听到这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啊了一声，剧场内有一阵骚动。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他这样说，等于否定了前一段时间剧团里搞的所谓反回潮活动，为师父主持公道。
我听他又说：“余盛昆同志只是一个演员，文化程度只是初小，哪有什么能力搞回潮哇!说句笑话，就是请他搞回潮，答应给他几千元钱，他也没那个本事啊！其他老师也一样。剧团全体员工都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应该把斗争矛头指向刘少奇、林彪一类政治骗子，不能指向别人，否则就会犯错误，犯运动初期工作组把斗争矛头指向群众的错误。我提议，散会以后，大家一起动手，把批判老师的大字报统统撕掉，重新贴上批判刘少奇、林彪的大字报。好不好哇？”我立即站起来鼓掌，说“好”。其他人也鼓掌，说“好”。
潘局长宣布“散会”。大家马上站起来，几乎是跑步出去，撕大字报去了。听小魁说，中午吃饭的时候，演员们学员们都说说笑笑的，洋溢着少有的温馨祥和的气氛。
我没去食堂吃饭，陪着师娘跟潘局长说话。师娘哭着说：“潘局长，你来晚啦。老余走得太快，没看到今天的场面呐。”
潘局长悲伤地说：“刚开始，我也自身难保啊!后来是中央下文件，纠正偏差，我才松了口气。唉，我没有保护好老余啊，我对不起他呀。我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应该保护他呀，可是……唉，怎么说呢？我对不起他呀!你要节哀，把孩子带好，老余在天之灵才能安心呐!”说着，掏出手绢擦了擦湧出眼眶的泪水。
我看到这一幕，眼泪就一下子流了下来。我擦干泪水，对师娘说:“有潘局长这几句话，您可以安心啦。以后我一定会帮助您把弟妹们带好。”潘局长说:“老余有你这样的徒弟真是幸运。你要像大哥一样关心你的弟弟妹妹啊!”我说:“潘局长，您看着吧，我说到做到!”潘局长点了点头。
二十
以后的日子松快多了，大家就一心一意地唱戏。
七四年就这么过去了。
七五年过年后，上面下文件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报上登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语录，有二十二条。说起来不怕你笑，这二十二条语录，能看明白的没有几个；即使有关于这些语录的解释文章，也没用。因为一般的老百姓连解释这二十二条语录的文章也看不懂，哪里能弄懂那二十二条语录呢？所以，尽管报上宣传得挺热火，上面督促得也很厉害，老百姓仍然没有热情。剧团的人连一个初中水平的也没有，更糊涂。姚剑勋连开会宣讲的动作也没有。以往，每次上面下文件，他都要开会讲一通，这次呀，他也看不明白。后来，他去市一中请人来剧团讲，情况好不了多少，演员学员们基本在打瞌睡，有人胆大包天，竟然打出了响亮的鼾声，弄得一些人轻轻地笑，姚剑勋坐也不是站也不是，尴尬极了。结果，听完讲座，连讨论会也没开。开也是白开。想想满好玩儿的。
下半年评水浒，倒是挺热闹的。中国人一般都知道水浒故事，连一字不识的老头子老太婆也能讲出个子丑寅卯来，所以评水浒使人特感兴趣。本来，上面的意图是批判水浒，说它宣传向封建势力投降，可是老百姓不是这么想的，其中的活跃分子居然把批判水浒变成了讲水浒故事的契机。我跟师兄弟们互相讲水浒故事。我讲宋江刺惜，讲到刘唐下书见到宋江时，我用中洲韵说“我乃赤发鬼刘唐”，接着学宋江做了一个甩水袖的动作，用中州韵说“噤声”。旁听的人都睁大眼睛看着我，那些后来进剧团没演过传统戏的师弟师妹们都听呆了。也是的，他们都只批判传统戏，还没穿过老戏服装上过台哩，自然听得特别有兴趣。评水浒那会儿，天气还有点热，晚上不演出乘凉的时候，师弟师妹们就求我讲水浒。我乐得显摆一下，又可以解解闷儿。当然，那时候讲水浒故事，总得要装模作样地批判一下，免得有人告到领导那儿去了惹麻烦。所以，姚剑勋拿我没辙。我也乐得自在。
没想到，到了年底，上面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批判邓小平，说他打着毛主席的旗号，特别指出他以三项指示为纲，是以目乱纲，强调各行各业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其余都是目。老百姓就这样进入一九七六年。
批邓，姚剑勋可没闲着。他在剧团大会上讲：“我一直忍着哩，冷眼看着右倾翻案风的表演。有人到剧团来完全否定了我们反对修正主义路线回潮的举动，说我们是以回潮反回潮，为受到革命群众正义批判的人鸣冤叫屈，使得剧团里刚刚形成的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回潮的大好形势顷刻之间就变了。这就是右倾势力抬头哇，剧团里一些工农出身和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上的同志非常反感。现在，党中央吹响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号角，我们要坚持革命的立场，同一切右倾翻案的现象做斗争!”
七六年呐，是多事之秋，先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紧接着是周总理逝世，马上北京发生了四五天安门事件，七月份朱老总逝世，月底发生唐山大地震，紧接着出现全国性的地震恐慌，到处搭防震棚，地震恐慌还没闹完呢，就是毛主席于九月九号逝世，十月六号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更是震动了全国。
起初，抓捕四人帮的消息没有登报，知情人只是在好友之间互相通报。在公开场合是不说的。省京一个家在平水的演员跑到剧团来了，讲了这件事，剧团的人都惊呆了，因为其中有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旗手、全国全党第一夫人在内啊，能不吃惊吗？我赶紧去找凌峰询问，这抓第一夫人行不行呐？凌峰说：“谁说不行呢？列宁去世以后，列宁的夫人反对斯大林，就被批判过，在后来的党的代表大会上成了无人理睬的老太婆。斯大林能批判列宁夫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不能批江青呢？没问题的。江青他们害的人太多啦，你想啊，从中央到地方，多少无辜的人被害死了，其中就有你师父。你说，你师父死得冤不冤呐？现在，该跟他们算算总账啦。”我猛然醒悟，觉得抓捕四人帮是合理的。
在举国欢庆粉碎四人帮的时候，剧团开大会，欢呼这个伟大的胜利。演员们奉命组织了一些节目，有样板戏选段，有红歌。郑晓龙是大会主持人，他提出要我表演一个节目。我想了想，就决定上台表演了一个。事先，我说：“来一个可以，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在我表演的时候别制止我，等我表演完了，有什么意见尽管提。好吧？”台下一些人大喊“可以”。我就表演了一个，是《徐策跑城》里的一段唱词。我轻轻揉了揉脖子，放开嗓子唱道：
湛湛青天不可欺，
是非善恶人尽知。
血海的深仇终须报，
只争来早与来迟。
……
我唱的时候看了看台底下，演员们都显得非常惊恐，一会儿看看我，一会儿看看姚剑勋。我不管他们怎么想的，我只觉得应该唱这一段儿，出出一肚子怨气。我仿佛看见师父对着我在笑，我更来劲了。
没想到，过了几天，姚剑勋找我谈话，说我不该在欢呼粉碎四人帮的庆祝大会上唱徐策跑城那一段，还冷笑着说:“你有什么血海深仇要报哇？”我说:“四人帮恶贯满盈，被他们害死的人多了去了，这不是血海深仇吗？”没想到，姚剑勋一拍桌子，站起来，咆哮着说：“孟尚泰同志，你要犯大错误了！”
我也大声说：“犯什么大错误？”姚剑勋说:“四人帮害死人，是他们一伙的问题，你怎么能把四人帮闹的问题算在文化大革命上呢？他们借文化大革命之机兴风作浪，不是文化大革命的错，你要分清这个是非。”我说:“如果不搞文革，他们不就没有机会了吗？”姚剑勋狠狠地说:“你难道想推翻文化大革命吗？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取得了这么伟大的胜利！你想否定吗？这可是大是大非的问题。你可得注意了。你要好自为之，别到时候怪我没提醒你！”我说:“我没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文化大革命是你说的。”我边说边离开他的办公室。
晚上没演出任务，我回到家里，跟爸爸聊了这事。
爸爸皱着眉头听我讲完，说：“姚剑勋警告你的话你还真得注意。我没看见上面有否定文革的意思。你不能跟他辨论否定文革的问题。你只说自己一直想唱传统戏，平时在家里也回忆唱传统戏的经历。那天，心情激动了，忘乎所以，唱起了《徐策跑城》里的段子来了。完全出于无心。这样，他就不好把你唱《徐策跑城》当作否定文革的行为，就没有理由整治你。这一点，你要明白了，不然你会吃亏。好汉不吃眼前亏。”姆妈也说我不会说话，不会保护自己，要我注意点儿。我想了半天，觉得爸爸姆妈说得有理。在这多事之秋，是得学会保护自个儿。
第二天上午，姚剑勋果然开大会，指名批评我唱《徐策跑城》，说什么“血海的深仇终须报”，是替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表达心声。要我做深刻的反省。我走上台去，按爸爸的说法向大家做了说明。台下纷纷发出理解性的声音。这样，姚剑勋就不好拿我唱《徐策跑城》那段唱词儿的事做文章了。但是，他仍然声色俱厉地指出：“有人妄图利用揭批四人帮的机会否定文革。这是一个非常严重非常危险的新动向，应该引起每一个革命同志的警惕。四人帮干了很多坏事，那是他们打着文化大革命的旗号进行的，不能把他们的账算在文化大革命头上，以此否定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是建立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基础上的。否定文革，就是否定毛主席，就是否定毛主席发动的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斗争。我们必须严密注意这个新动向，绝不能让文革中被批判被打倒的反动人物和反动势力向革命的人民反扑，搞阶级报复。”
剧团的人显然在台下听得心惊肉跳，我见他们在彼此交头接耳。
散会后，赵宝魁、邓崇余、云英诚找到我，问我怎么得罪姚剑勋了，惹得姚剑勋这么激动，是不是又要搞新的运动了。
我说：“怎么可能呢？揭批四人帮才搞了多长时间就开始反击否定文革的运动了？不可能的!我没得罪姚剑勋，就是唱了《徐策跑城》那一段，会有那么大的影响吗？我怀疑，姚剑勋对揭批四人帮有反感，借我唱《徐策跑城》的事大做文章。你们放心，事情没有姚剑勋说得那么邪乎。别怕!”赵老师说：“其实，我们也不相信事情像他姚剑勋说的那么邪乎。”
不管姚剑勋怎么想，历史是一直在向前进的。粉碎四人帮后，各地揭露四人帮的帮派体系，揭批四人帮和批邓一起进行。国家领导人忙得不可开交，老百姓是应接不暇。到了七七年，又风传邓小平要出来工作，党中央又进行一系列平反工作，一些被冤屈的革命老干部平反了。那时，中国一片新气象！
随着国内阶级斗争的呼声越来越微弱，人们的心情也越来越轻松。剧团里，人们嘴里“老右派”这一类的词儿已经没有了。
到了一九七八年，党中央已经为好多在文革中被迫害的老革命家举行追悼大会，庄严宣布平反昭雪，连文革前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彭德怀也平反昭雪了，连文革中全国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邓小平也出来工作了。可见，文革中的寃假錯案不是不可以纠正的。我发现，剧团里演员们学员们心情越来越舒畅，宋叔他们几个也敢公然吊嗓子了。与此同时，我看到姚剑勋脸色是越来越难看，开大会讲话底气是越来越差。我想，你这是何必呢？你又不是四人帮一伙的，何必跟形势格格不入呢？
在七七年底，一件让全国戏曲演员激动万分的事情发生了，就是各电影院放映戏曲电影《杨门女将》。这件事现在看起来真是再平常不过了，可是在传统戏被禁演十三四年、文革结束还不到两年的一九七七年底就公开放映传统戏的电影，相当于晴空一声春雷，让人震惊，让人兴奋呐!
其实，传统戏早在前几年已经部分开禁了。上面组织各大剧团排练著名的老戏，到北京拍片子。武汉京剧团的名角儿高盛麟就拍摄了他的代表剧目《挑滑车》。高盛麟当时已经六十开外了，可是拍片子的时候精神抖擞，精气神不减当年。当时给老戏拍电影是作为机密任务在操作，拍出来的影片不对外公演。那时候还有所谓内部电影，尽是欧洲、美国、苏联和香港的电影。我听到这些消息，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我想不通的是，这些革命者批判资本主义比谁都高调，怎么看资本主义的电影又比谁都积极呢？据说，看这些电影是供批判用，这只有天知道！难道只有他们看坏电影不会中毒，广大工农兵看了就会中毒？他们常说工农兵阶级斗争觉悟、路线斗争觉悟最高最高吗？怎么就不能看这些资本主义的电影呢？在那个年代，该到哪儿去说理去呀？唉，那是个什么样的年代啊！
现在好了，京剧电影《杨门女将》公演了，其他传统戏看来也可以演出了，我兴奋得不得了，知道演《闹天宫》、《徐策跑城》的愿望即将要变成现实啦!这些年，我常常做梦，梦到自己精神抖擞地演出那两出戏。我在后台扮戏，师父、师娘还有爸爸姆妈焦叔站在我旁边说说笑笑，镜子里我的扮相一会儿是孙悟空，一会儿是老徐策，舞台上，我一会儿拿着金箍棒大战天兵天将，一会儿又唱又做，拼命绕着舞台跑圆场。观众也一样兴奋，欢呼着，使劲拍着巴掌。整个剧场充满了比烈火还要炽热的气氛。我常常笑醒了。可是，醒来之后，看看周围黑黢黢的一片，心里是莫名的惆怅。如今，我在电影里看着那些熟悉的戏妆、服装、道具，听着那熟悉的唱腔、板式，很想大哭一场。历史跟中国老百姓开了多么大的玩笑哇，传统戏从禁演到放开，转了一个大圈儿，又回到了起点，这不是瞎折腾吗？中国人被折腾得太多了，但愿以后别再折腾了，中国人已经受够了。希望今后开始新的生活!
我是这样想的，估计剧团的人也都这么想。姚剑勋并不这么想。他又召开全体员工大会，在会上说:“不要以为放映了《杨门女将》，老戏就会全面开禁了。《杨门女将》宣传的是爱国主义思想，演一演当然有道理，可是老戏里面有那么多坏戏也会开禁吗？要是都开禁了，那京剧革命不是白搞了吗？毛主席写给延安平剧团的信不是白写了吗？在民国时期，在文艺黑线专政时期，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统治着舞台，京剧革命就是要把工农兵的光辉形象搬上舞台并统治舞台，这是个原则问题。希望同志们头脑要冷静，警惕舞台上的资本主义复辟啊!”
我跟姚剑勋、布施仁打过不少交道，知道他们的路数，就是无限上纲，胡乱联系。上次要大家警惕否定文革的倾向，今天又要大家警惕否定京剧革命的倾向，他似乎总在充当阻碍前进的绊脚石。我以往有点怕他，毕竟他学习革命理论比我多得多，看问题分析问题肯定比我强。可是，经过几个回合下来，我发现这个学了革命理论的人看问题竟然比没怎么学习革命理论的老百姓差很多，没有怎么学习革命理论的老百姓遇事还能有正常人的见解，而那些经常学习革命理论的人遇事往往胡言乱语发魔怔。我师父认真唱戏深受观众欢迎，在他眼里竟然是为文艺黑线服务、为资本主义复辟做准备；大家批判四人帮的罪行，他却要大家注意不许否定文革；上面开禁《杨门女将》，他又叫大家不要否定京剧革命——总是跟历史拧着来。想到这里，我再也忍不住了，站起来说：“姚书记，你怎么就知道《杨门女将》开禁了，其他传统戏不一定开禁呢？”
姚剑勋笑了笑，反问一句:“那么，你怎么知道别的老戏就一定开禁呢？”我说：“你也说了，《杨门女将》宣传爱国主义所以开禁，那么岳飞戏、杨家将的戏也宣传爱国主义，那应该也会开禁吧!”姚剑勋笑着说:“说得那么肯定，你拿文件来呀!没有中央文件，我会相信你吗？”
我笑了：“你说別的老戏不一定开禁，有中央文件吗？拿出来呀!”演员们哄堂大笑。赵宝魁指着我说：“小子，你怎么这么会说啊？哈哈哈!”
宋叔他们不敢言语，只是看着我笑，还用右手食指朝我这儿指指点点。
我看群众的态度如此，受到鼓舞，就直愣愣地盯着姚剑勋。他满脸不高兴，指着我说：“你呀，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啊，到时候你吃不了兜着走!”我没理他，扭头往剧场外走了。其他人也陆续站起来走了。
今天我顶撞了姚剑勋，是第一次。我希望姚剑勋能够脱胎换骨式地变一变，或者上面换个书记。跟姚剑勋、布施仁这样的人共事，真难!
七七年底放映了戏曲电影《杨门女将》，七八年春节前，李团长通知大家，准备恢复传统戏的演出。演员们喜形于色，学员们充满好奇，跃跃欲试。剧团里的气氛可热闹了。
演那出戏呢？李团长召集赵宝魁、邓崇余、云英诚、汪丽彩几位老师和我开会。李团长说：“我跟姚书记商量了一下，为了适应变化了的新形势，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管理剧务的小组，由我直接领导。姚书记说了，成立剧务组体现了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今天把你们几位请来，就是宣告平水市京剧团剧务组成立了。”我们几个人都鼓起掌来。李团长又说：“大家都看到了，形势变化真快，粉碎四人帮还不到一年半，传统戏又可以登台了!我从局里开会回来，这一路上感觉就像是在做梦。快十四年啦，从禁演传统戏到开禁，我们又回到了起点。我们不能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期望，这次过年一定得打好这一仗，搞个新一年的开门红。现在，把你们老艺人请来，哦，还有这位小艺人，大家商量一下，演什么戏好？”邓崇余老师问：“我先说句题外话。李团长啊，你是我们的老团长，你能不能给个准信，这演传统戏，会不会出现反复啊？”赵宝魁、云英诚、汪丽彩三位老师都哎了一声，赵老师拍了一下大腿，说：“你还别说，这还真是个事哩。将来会不会出现反复啊？”李团长说：“看来，潘局长真说到点子上了。他说，由于多年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文化人都搞怕了，尽管粉碎了四人帮，尽管批判了四人帮干扰知识分子政策的罪行，知识分子仍然普遍存在畏惧心理，心有余悸，怕一觉醒来又反复了，没法交代。潘局长一再保证，现在情况不同了，党中央下定决心要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其中就包括繁荣文化科学事业。他说了，大家尽管放心，绝不会再出现反复了。他还说，连全国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派都出来工作了，你们还担心什么呢？所以，开完会在回家的路上我有一种做梦的感觉，这变化太大了。今天这个会是我出面召集的，以后要算账就算到我头上来吧，绝不牵连到你们。你们回去都这样说，怎么样？”大家这才兴奋起来，都在想先演那一出最保险。
我提出演《闹天宫》，说这出戏热闹，观众一定爱看。再说，毛主席写过赞美绍剧《三打白骨精》的诗，将来就是有人想找毛病也不怕。李团长询问几位老演员是什么意见。邓老师说:“戏倒是没问题的。问题是，剧团现在一下子找不出这么多武行来。那些后来进团的小学员武功底子都不够，怎么上台呢？先进剧团的学员虽然练过一些武行的基本功，可是在演现代戏以后练功就少了，文革这些年简直就没练什么功，功夫回了不少。一帮老演员年纪大了，翻不动了，也没法演好。尚泰没问题，可配角太少。等以后那些学员都培养出来了，再上《闹天宫》吧。”我觉得邓老师考虑问题全面些，就点头接受他的意见。
李团长说：“时间紧，任务重。大家看看，上哪出呢？”云老师说:“我看呐，还是上《十五贯》吧。没有武行的戏，老生、青衣都是现成的，老邓去况钟，老汪去苏戌娟，老耿去娄阿鼠，老宋去熊友兰。去油葫芦的找个二三路的就行，剧团里有的是，反正这个角色戏份不多。”
邓老师说：“让老宋去熊友兰，好不好哇？”云老师说：“我知道你怕什么。不用担心。他五九年就摘帽子了，已经不是右派了，摘帽右派是硬扣在他头上的。这个提法没道理。既然摘了帽就不是右派，是右派就不该摘帽。摘了帽还是右派，说不通嘛。这算不算四人帮搞乱思想、搞乱法制的罪行呢？我看是的。这些话以前我不敢说，现在批判了四人帮，拨乱反正，我就豁出去了。”赵老师问李团长:“你看呢？”李团长笑了：“刚才云老师已经讲了，他豁出去了，我也豁出去了，没问题。我亲自找他谈，他见领导发话了，才会放心。”我听了李团长的话，好感动呐，觉得他才像个领导样。要是换了姚剑勋或者布施仁，又得惹麻烦。
最后，大家决定由我当导演，年前抓紧时间排戏。我吓了一跳，唱戏没问题，但排戏我可不会，我赶紧推辞。邓老师说:“我看呐，学员里头就数你最强，一直坚持练功，走台《闹天宫》、《徐策跑城》，底子最好。你年轻，精力充沛，又唱戏，又排戏，你做的贡献就更大了。再说了，你可得听好了，你师父可是又唱戏又排戏的，别到你这儿就不行了。想当小余盛昆，得有行动啊！”邓老师最后一句话给我的触动太大了，我要当小余盛昆，必须也会排戏才成呐。我说:“邓前辈，能像师父那样排戏当然好哇，可是我从来没有排过戏呀，要是排砸了，这个责任我可负担不起呀！”邓老师火了：“瞧你那点出息!别怕，我和这几位前辈都帮助你。你再想想你师父当年是怎么排戏的，不就齐了？”我嘴里连说“谢谢”，并向他们几位鞠躬。
事情定下来了，我高兴地到师娘家去，把消息告诉她。她听了，流下了眼泪，呜呜咽咽地说：“你师父死得太早，要不然，他看到眼前的形势不知道会高兴成什么样子哩。你跟小昆幸福啊，赶上了好时候。你以后可得好好干呐!我说：“师娘，您老人家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干，给自己争脸，给师父争光。”
这时候，小昆回来了，一进门就大声问我：“师兄，听说今年过年要上传统戏，是吗？”我说：“是啊，准备上《十五贯》。”他说：“我干什么呢？”我说:“你在里面当个衙役。慢慢来，以后可以当主角，上大戏。不急。”师娘说:“小昆，你师兄排戏，你可得支持啊，不许给你师兄惹麻烦。一切听你师兄的。”小昆说：“妈耶，我不捧师兄 ，捧谁啊！”
更让师娘高兴的事儿也来了。小凤招工回城了，在市手扶拖拉机厂上班。两个月前，她就写信回来了，说手扶拖拉机厂在她们那儿招工，负责招工的人听说她是余盛昆的女儿特别高兴，说好她招工进厂在厂宣传队工作，跳舞、唱歌、唱京剧。这些都是小凤的爱好和专长，根本没有问题。所以，小凤第一批回来了。她挑着行李进剧团，逢人就说“回来了，回来了”，像做广告一样。师娘特别高兴，要小昆通知我晚上去师父家吃饭。我买了一条枣红色羊毛围脖送给小凤当礼物。在吃饭的时候，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谈得热闹极了。小凤兴奋得脸红彤彤的，比平时看起来要漂亮多了。师娘先还是满高兴的，谁知，说着，说着，她哭起来了，对我说：“要是你师父还在，看见凤儿回来了，会高兴极了。可是……”我们几个都低下了头。小凤走过去从背后抱住师娘，脸在师娘头发上擦来擦去。小昆说：“妈，别老提那些伤心事儿了。今天，我们应该高兴才对呀！”我也说：“师娘，那些伤心的事儿都过去了，以后只会越来越好啦。”师娘这才止住眼泪，慢慢的，脸色平静多了。
李团长告诉我，他找宋叔谈话，说安排他去熊友兰。宋叔睁大了眼睛看了他半天，没言语。李团长说：“老宋啊，这是团里决定的，是真的，不是说着玩儿的。你本来就是剧团的当家小生，你不出演熊友兰，别人拿不下来呀。”宋叔一下子趴在桌子上哭了，声音还挺响的，非常凄凉。李团长说，他当时都快跟着哭了。当年，布施仁硬要把宋叔打成右派，李团长保来着，可是保不住，布施仁也不知道是脑袋里哪根筋搭错了，硬是坚持不改。李团长后来见潘局长也没保下来，就不敢多管闲事了。宋叔就这样被白白耽误了二十年。人这一辈子能有几个二十年呐，难怪宋叔听说要他出演熊友兰，当然喜极而泣、悲从中来呀!李团长还告诉我，宋叔哭着说，他很知足，因为他毕竟活下来了，还能重新登上舞台，可是有些跟他一起劳改过的人早就死了，有的幸运，是病死的，有的可怜，是在文革中被活活打死的。有个朋友被打死了，他想去看望一下家属，到了家门口却不敢进去，怕受牵连，只在窗户外朝里看，看着家属在屋里哭，他站在屋外哭。唉，甄小姐，二十多年的政治运动，害死了多少社会精英呐，寒了多少有志者的报国之心呐！唉，往事不堪回首哇！
排《十五贯》的过程，也是我学习导演的过程。原来当导演这么复杂，这么琐碎，没有耐心、细心是不行的。那几位前辈天天到场，处处指点，因此，排完《十五贯》，我就基本掌握了导演的技能。以后再排戏，就十拿九稳了。这出戏春节期间上演，立即受到热烈欢迎，戏迷、票友有的看了几遍，他们还自发组织研讨会，围绕这出戏和当前国内的形势积极发言。一些中老年戏迷、票友对宋崇兰老师重现舞台更是津津乐道，感叹万分。我看到，宋叔一出场，台下就掌声雷动，整个剧场的气氛就热烈起来了。这就是人心呐！戏曲的角儿啊，其实是观众造就的。你有本事，观众认可你，拥戴你，你就成角儿了！
传统戏被禁十几年，一朝开禁，极受欢迎，尤其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更是兴趣十足，欲罢不能。
凌峰来找过我，问我什么时候上演《闹天宫》和《徐策跑城》。我说:“《跑城》近期就可以上演，是全本戏《薛刚反唐》后面的一折。《闹天宫》还得等一段时间。”他问“为什么”。我告诉他:“《薛刚反唐》虽是大戏，但是其中武打基本没有，剧团容易排出来，可是《闹天宫》是武戏，有天兵天将、四大金刚、巨灵神、哪咤、二郎神、罗猴、雨神风婆，需要武打演员很多，可是剧团目前老演员翻不动了，青年演员武功底子不扎实，还不能上台。等把他们带出来了，演完《闹天宫》，还要上《十八罗汉斗悟空》哩。”
凌峰说：“到时候可是好戏连台呀!”我说:“是呀，要对得起观众啊，估计国庆节，或者元旦，或者明年春节，这两出戏就跟观众见面了。”凌峰说：“老同学，到时候，我一定来捧场啊!”我说：“演员要靠戏捧，也要人捧。文革当中，那么多角儿没有倒，就是观众捧场啊，观众就认他们。没有观众，就没有角儿啊！当年，北京的名角儿叶盛兰被打成右派，有一阵子不能上台演出，可把观众想死喽。后来，叶盛兰能演出了，上演《奇双会》，剧场满座。他一出场，台下立刻掌声雷动，热烈得很呐。有什么办法呢？观众就认他！上次演出《十五贯》，宋崇兰老师演熊友兰，老观众都很捧场。我们正准备请他上他的拿手剧目《白门楼》哩。”凌峰说：“你们剧团有这么好的演员，怎么一直没看见他上台呀？他出事了？”我说：“可不，这么好的演员呐，五七年楞被打成了右派，他就一直不能上台。唉!二十多年的运动毁了多少人才啊！不过，现在这些都过去了，他还是信心满满地要唱大戏，干劲可足了。要是右派的问题解决了，就更好了，他的干劲会更大。”凌峰说:“我想，文革中那么多倒霉的老干部都解放了平反了，连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彭德怀都平反了，但愿右派分子的问题也能得到解决啊。”我叹了口气，说：“这只能寄希望于‘但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