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献给我的母亲
文/赵永富
我的母亲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她没有做过任何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于我而言，母亲，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光阴荏苒，转瞬间，我已经两鬓斑白，到了慨叹“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的年纪了。偶尔的触景和睹物，都令我想起我的母亲。在我关于母亲的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当属童年时期的碾子房。
我是六十年代的第一年出生的。我的童年时光，正赶上全国上下异常贫困的三年自然灾害以及自然灾害之后的经济恢复时期。我家住在当时远近闻名的“国营二队”，也就是“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一个贫困穷山村的生产队里。全村大概四十户人家，算得上值钱的物件儿，只有两块手表，一台自行车、还有一个能断断续续地听点新闻广播的收音机。
虽然穷到了这个“粪堆儿”，但是，我们生产队有一个为民服务的“碾子房”。
碾子房，现如今已经很难寻见了吧。这是在村口路旁，专门建造的一处宽敞明亮的大房子，双扇对开的屋门，屋子中央固定了一个大石磨。因为咱东北方言习惯地称“石磨”为“碾子”，所以，乡亲们都叫它“碾子房”。碾子是用一整块大石头制成的圆饼型磨盘放在用土坯搭起的底座上，石磨盘中间被钻出一个两面相透的方孔，插上一根相当耐磨且不易碎掉的上等好硬木。在磨盘上放倒着一个表面磨成光亮的圆柱体的石头磙子，在石头磙子中间的两侧各有一个耐磨的铁锥形碗固定着，木框架与石头磙子两侧用铁器制成的锥头与磙子上的锥形碗成一个可转动的结合体，连接在石磨盘中间的木立柱上。再用粗麻绳制成驴套，套在驴的头部及身上。于是，驴拉的套带动石磙子就开始三百六十度的行走。俗称“驴拉磨”。
村民们将苞米、谷子、麦子、荞麦等均匀地撒在磨盘上，靠着驴拉磨碾压成大致的粉状，用细网的面箩筛出细面，收在袋子里。将剩余在箩里的颗粒状的碴子倒回磨盘，重新碾压，周而复始。如此原始的磨面工具，自然是费力又耗时的。比如，一百斤的苞米碾压成面，到最后剩一些碴子熬粥用，估计得用两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因为这是全村唯一的磨米磨面的生产工具，所以，每天都有村民在排队等待。碾子房虽然是房屋，磨米磨面在室内操作，但是，室内并无取暖设备，室温和外边的自然温度是一样的。春夏秋季节还好，寒冷的冬天，磨一次米面都要大半天的时间，手脚冻得“猫咬”似的疼。
我们家是个大户人家，当然不是地主富农类的成份高的大户，是家里人口多。我们家有十一口人，父亲、母亲，我们兄弟姐妹八个，还有子女在外地工作，孤身一人住在村里的大伯。这么一大家子人，去碾子房磨一次米面要一整天的时间，是既起大早，又贪大黑的。
时任生产队党支部书记的父亲因为忙于队里的事，无暇顾及家务事。通常这个繁重的工作都是母亲一人来承担的，父亲只是赶着马车，帮忙把各种带皮颗粒的苞米、谷子、麦子、荞麦、糜子等送到碾子房。那时，小学生的我虽然年纪小，已经知道心疼妈妈了，想到妈妈一个人去碾子房磨米磨面活计太累，会吃不消，建议妈妈提前“挂号”，把去碾子房的时间排到星期日。
记得有一个冬天的星期日，排到我们家使用碾子房了。一大早，我随父亲去生产队驴棚牵出毛驴，初出驴棚的毛驴看起来好兴奋，在院子里又是跳跃、又是打滚、又是打喷嚏，热身了好一阵子。然后去水井旁的大木槽子喝水，驴的喝水量之大，让人惊叹！突然想到一句玩笑话：“呵，敢上灌驴了，真能喝！”
我跟着父亲母亲来到冰冷的碾子房，父亲给毛驴上了套，戴上眼罩，毛驴就开始拉磨干活儿了。我后来才知道，给驴戴眼罩是防止驴偷食碾子上的谷物的。驴拉磨时，我不时地拿起小扫帚往碾面上扫磙子带落到磨盘边的碎米。因为常常帮妈妈扫碾子，我的动作很娴熟，也很快乐地忙乎着。渐渐地，装苞米面的袋子里已经有小半袋子了。我看妈妈瑟瑟发抖太冷了，心疼妈妈，让妈妈去附近的村民家暖和暖和。
妈妈不放心，又把如何清扫碴子，怎么筛面等等操作细细地讲解了一遍。我信心满满地说：“妈，您就放心吧，不会弄错的。您多呆一会儿，暖和过来再回来。” 妈妈刚离开碾子房时，毛驴还很听话，我也很开心。想到自己像个大人一样独立地执行磨米磨面任务，开心地唱起了《邮递员之歌》。我打小就喜欢唱歌，而且好像是天生一般，一首新歌，我只要听上一两遍，歌词和曲调就都会了，包括难以掌握的京剧，身为学校宣传队歌手的我，也是擅长
据说，驴子是非常聪明的，“能通人气”。它知道大人离开了，开始欺负我这个“小大人儿”了。拉磨驴先是停下，任凭我轮圆了鞭子打它，它也不走。更意想不到的是，这头毛驴竟然撒尿了！以前听大人讲过，拉磨的毛驴在拉磨干活儿的时候是不撒尿的。这样的冷屋子，尿如果冻到地上成冰，驴走在冰面上就会打滑的，地上有尿冰，不只是我家不能磨米磨面了，还要连带着其他人家也不能用碾子房的。我慌忙跑到外面取土，垫上大片的湿湿的驴尿。在我一趟趟往返取土垫地的时候，这家伙竟然站在那里侧头吃碾子上的苞米碴子！这还了得，我抓住了驴的左侧绳，试图挡住驴头，毛驴也不示弱，它扬头向我示威，张着大嘴，露出长长的牙齿嗷嗷地大叫，吓得我毛骨悚然。毛驴不断地扭动着，眼看要把我挤在毛驴和磨盘中间了，我被逼无奈，只好跳上了磨盘，把驴套上防止驴回头吃磨盘上面谷物的一根木棍上系着的绳子紧了又紧，但愿这样毛驴不再回头吃粮食了。这时，妈妈回来了，妈妈说：“毛驴不听话了吧？毛驴很尖，时常欺负小娃娃的。”我跳下磨盘，狠狠地抽了毛驴屁股两鞭子，毛驴“噌”地向前一蹬，又恢复了顺从，转圈拉磨干活儿了。
关于碾子房，还有一个暖心的故事。那年春天，我们家先后从外地回来了两个姐夫，还有几个亲戚来家里走亲戚串门。家里磨好的正常量的米面，没等到排到我们家用碾子房的日期，就要吃光了。刚刚放学的我，接到妈妈布置的任务，去碾房子“踩点儿”。就是看着别人家用完碾子，飞速跑回报告。很巧，我到碾子房那一会儿，别人家正好磨完米面了。妈妈带着麦子、谷子来到碾子房才知道，原来，两头拉磨驴中的一头毛驴病了，另一头刚干完活儿需要休息。妈妈很着急，又不好意思找排在明天的人家儿串日子。我灵机一动，告诉妈妈，有办法了，我的小朋友们可以轮番推磨。当时我是村子里的“孩子王”，听说我家要推磨，一会儿功夫就跑来了八个好朋友，我们两个人一组，推几圈换一组人。妈妈为了减轻推碾子的阻力，每次都只放薄薄的一层。一开始，每一组小勇士都像比赛似的呼呼跑着，推碾如飞。不一会儿，一个个累得汗流浃背。妈妈说，磨出的米面足够吃几天的了，见好就收，别累坏了这些小娃娃呀。领着你的“群孩推碾为我亲”军团，都去咱家吃饭，好好犒劳犒劳这几个小勇士。
如今，祖传几百年的碾子磨米磨面已成历史，早已经被电动的米面房所取代。碾子房失去了昔日的隆隆响声，磨盘、石磙子以及功不可没的毛驴，也不知去了哪里归隐。
我的生命是母亲给的，我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全得益于母亲的心血抚养。我的性格、习惯，为人处事，都是母亲传给的。
母亲的一生，忙忙碌碌、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她老人家不吸烟、不饮酒，也不打牌，为了我们的家，如同一头负重前行的牛，又好似燃尽了自己照亮儿女前进路的蜡烛，她用毕生的精力抚育和言传身教着我们。
母亲是生产队的妇女队长，经常带领姐妹们在农田里和男社员比高低。而且，母亲是十里八村妇女界的“样板”，曾两次参加全县“妇代会”。
我的母亲，长年累月地为队里也为我们这个大家忙碌着。在家里，母亲每天操持家务，缝衣做鞋。因为白天活计多，母亲只能晚上做针线活儿，我常常在深夜一觉醒来，看到妈妈还在昏暗的油灯下纳鞋底。
我十六岁时，离开家乡，来到县里参加了工作。而家里唯一能成为 “农工主力”的大哥，高中毕业后，也应征入伍参了军，后来提干成了处级干部。当时，三个姐姐都已远嫁他乡，父母身边只剩下年令较小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父亲身体不好，母亲的担子更重了。
天有不测风云。我的父亲和母亲几乎同时生病了，只不过父亲的症状明显些。我请了假，陪着父亲坐火车去白城市检查身体，一声惊雷！经白城驻军三二一医院确诊，父亲是肝癌，而且是晚期。为了减轻负担，父亲坚持回到家乡卫生院。对于母亲的病，父亲预言：“赶紧去白城查查吧，跟我这病差不多呀，也不是啥好病啊。”结果，又是一声炸雷！经白城地区医院检查，母亲是胃癌三期。医生建议，手术切除治疗。于是，我留在白城，陪手术治疗的母亲在白城医院，父亲由大伯、大姐、三姐陪护在乡卫生院住院治疗。这期间，公社领导班子专门向县民政局上报了我父母的病情，特批了专项使用钱款。为此，我们全家感激不尽。
常言道，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在，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象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在当时那个时代患上这样的病，就是“绝症”，是无力回天的。二老相继离世，我成了失了根的花草。
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子欲养而亲不待”。想想自己竟然未能给父母亲买上一身好衣服，没给父亲买过一瓶好酒。真是痛心疾首，追悔莫及呀！
是的，世上有些东西可以弥补，有些东西，是永远无法弥补的。愿天下父母平安度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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