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龙祥，笔名江南布衣，1974年高中毕业回乡青年，退休于苏州市吴江广电有线网络公司。由于比较喜爱写作，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曾在《经济早报》《苏州日报》《姑苏晚报》《城市商报》和区〔县〕级报刊分别以“纤夫”、“微言”和“江南布衣”发表过散文和述评若干,并有获奖。辍笔十六年后重回习作之路，在【吴江通】、【南国文学】、【兰娟雅菀】、【酸枣人生】、《中国乡村》和【江山传媒】等平台偶有习作发表，是《中国乡村》杂志认证作家。
作品赏析
文/费龙祥
今年是我有生以来的第八次搬家，在整理自己保管的有关资料时，母亲62年前在上海当保姆时，获得的那张扫盲识字证书，完好无损赫然展现在我的眼前。
我是七十年代中期的大队扫盲辅导员，所以对扫盲运动的历史背景是十分清楚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文盲率高达80%，当时国家是这样划分的：不识字或识字不超过500个的叫文盲；能识500字，但不超过1500字的叫半文盲。当时在老百姓中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文化好比万宝山，无尽宝藏等开采，要想山上去取宝，首先要过扫盲关。党中央为了扫除新中国发展道路上的拦路虎，号召全国人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扫盲运动。
一张薄薄的扫盲识字证书背后，既蕴藏着共和国一场声势浩大全民运动，又记录了母亲一段苦难的人生历史，更折射出母亲好胜争强的那股牛劲！
奶奶只生了我母亲一个人，母亲是正宗的独生女，爷爷在我没有出生前就去世了。奶奶为了使费家的香火得以传承，特地为我妈择婿成亲。可是母亲生来命苦，在我出生不到十个月的时候，父亲因病不治撒手西去，所以我对父亲没有一丝印象。在我断奶后不久，为了生计，母亲与本村的两位小姐妹一同去上海，寻找一份可以胜任的保姆工作，以此来养家糊口。几经周折，母亲被上海国泰影剧院的史经理家选用，作为临时雇工，需干满一个月后决定是否正式雇佣。真诚朴实的母亲凭着温柔敦厚的本分与吃苦耐劳的精神，顺利地通过了试用期，被史家正式录用。
作为史家的保姆，买汰烧洗、家庭保洁、迎来送往、无所不包。虽然史家有着与众不同的要求，但由于母亲的心灵手巧和任劳任怨，很快就在史家站稳了脚跟。史家的哥哥史东山，是中国内地著名的导演和编剧，史家与文艺界人士有着广泛的接触，母亲曾对我说过：小时候，母亲把我带在身边，那时候电影明星王丹凤、柳和清夫妇是史家的常客，王丹凤看我长得可爱，每次来史家，总要先抱一抱我，然后从她的手提包里拿出一叠黑白演艺照片给我，史家的橱房就是我欣赏这些明星照的小天地。那时由于不懂事，把这些珍贵的照片当作洋片一样玩耍，弄得满地都是，到最后一张也没有留存。这一切，至今我还是那样的记忆犹新，更感觉到那是多么的遗憾。六十年代不像现在，通信是如此的便捷，虽然史家有固定电话，但与史家交往的人员中，绝大多数人是靠书信、便条和口信来相互联系。由于母亲的工作量十分繁杂，有时人家上门，主人不在家，母亲难免将来客所要转告口信忘记了而误事。母亲曾经因此事而受到过双方的埋怨，倔强的母亲曾在背地里偷偷地流过泪……
后来，正好赶上全国性的扫盲运动，母亲在买菜时从同行中了解到，街道居委会正在组织家庭妇女，利用晚上时间开办扫盲识字班，外来人员同样可以报名参加。母亲知道这一消息后，暗暗下定决心：哪怕最忙最苦最累，也要争取去报名上扫盲夜校。就这样抱着多识一字好一字的想法，作为在上海的外地人，母亲走进了同龄的上海人中间，当上了扫盲班的一员。因母亲生前我没有关心过此事，所以我无法把母亲在扫盲识字中，碰到的具体困难写出来告诉读者，但凭我小时候跟随母亲身边的耳濡目染，我完全可以把母亲的保姆生活还原出来：面对这样一家在上海有头有脸的雇主，母亲做事一直非常用心，她善于从自己每天的工作中，找出自己解放自己的方法。不论是赤日炎炎的盛夏，还是寒风凛冽的严冬，母亲一般在清晨四点就要起床，草草洗刷以后，就是赶紧打开两只煤气灶，一只大水壶和一锅米烧粥，同时用最小的火苗开着烧，然后拎着竹篮子步行去乌鲁木齐中路菜场，匆匆忙忙买好菜，顺便弯到上海第54中学马路转角的边上取牛奶，当她风风火火赶回家时，水壶的水已经烧了个八成开，锅里的粥已经煮沸，但绝对不会溢出来。母亲真的很会打算，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竟然会恰到好处地利用了立体的时空观念来处理家务。越剧十姐妹中，有大多数人吃过我母亲做的饭菜，她们临走时会异口同声地对雇主说：“阿妹，老能干个。”这张扫盲识字证书，有效地帮助母亲解决了人事接待中琐碎繁杂而又不可忘记的小事，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从此以后，凡是来客上门要求转告的事情，不论巨细，母亲都能做到事事交待，一件不漏。雇主亦能从中感受到母亲越来越干练，赞美之声也日趋增多，母亲疲惫的脸上显然也多了些欣慰的笑容！
文化大革命中，当时住在淮海中路淮海坊的史家没有逃脱被抄家的命运，憨厚诚朴的母亲不像某些无良保姆，藏匿了一些贵重物品而从此销声匿迹，而是在被告知资本家不许雇佣保姆后，告别了主人，回到乡下从事农业劳动。七十年代中期，史家得到了平反，从原来的淮海中路搬到了上海康平路，与红色资本家荣毅仁隔邻相居。稍得安宁，史家又写信给母亲，希望她能重返史家。母亲考虑后，并征得我同意，背起行囊，又重新踏进了史家的大门。
八十年代中期，我女儿降临人世，无奈我们将母亲召回。不到一年时间，史家的孙子出生了，史家多次写信恳求我母亲继续回史家帮助处理所有的家杂。母亲是个十分吃情的人，因我女儿无人照管，所以我在给史家的回信中，如实将母亲的想法告诉了史家：若要回来，只能将十个月大的孙女一起带到上海。终因母亲的诚信能干，史家同意了母亲的要求，就这样，我母亲又带上孙女，再次成了史家的保姆，母亲一生，相继为史家领大了三个儿子和一个孙子。
史家的孙子大了，我家的经济条件也今非昔比，我再也不忍心让母亲呆在史家，八十年代后期，母亲告别了史家回到了家中。九十年代后期，母亲患脉管炎，我陪她去上海华山医院治疗，从医院出来，我对母亲说：我们要不要去阿姨家里歇歇脚，华山医院到康平路距离很近，而且十分便捷，母亲听了摇摇头说：不去了，别给人家找麻烦了。母亲是一个很有骨气的人，她很有自知之明。从此母亲再也没有踏进过史家的门槛。
2010年春，史家在我母亲去世八周年的时候，打了好多的电话，最后终于从我原来的工作单位取得了我的手机号，那年国庆节，史家的女主人，带了儿子、儿媳和孙子、孙媳来到我家，并到我母亲的过渡墓地进行了祭拜。
我的母亲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平凡得不能再平凡了，但如何来描述我的母亲，可借用开国领袖毛主席《祭母文》中的一段话来形容，同样是恰到好处的：“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有口皆碑。
编 辑：林 膑 统一编号：SLPYXZJ202068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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